“我的职务使我有机会经常跟南云海军大佐接触。他是一位技术才智兼备、精力充沛的军官，在第二舰队许多能干的海军大佐中名列前茅。他还曾在军令部任职，又当过联合舰队参谋和海军大学教官等职。担任重巡洋舰舰长是晋升为将军的必由之路。因为第二年，他就会调任战列舰舰长，并且终将会成为舰队司令长官。”
“第二舰队是当时联合舰队战斗编制中的前锋部队，所以我们的训练特别着重于鱼雷攻击和夜战。南云海军大佐是鱼雷战老手，他在第二舰队任舰长这个职务最为相宜。由于他在执行他的艰巨任务时那种出类拔萃的方式，使我这个单纯从事飞行勤务的低级军官对他抱着既敬畏而又钦佩的感情。他的领导才干在各方面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舰队研究会上的发言总是令人感到很有逻辑性，很有启发性，谁都无法不尊重他的非凡才干。他为人坦率而又诚恳，并能体恤人，对青年军官他总是乐于帮助。他受到了我们的高度尊敬和完全信赖。”
“当时，海军内部要求废除华盛顿海军军备限制条约的情绪在迅速高涨。在我们看来，政府的态度软弱，而南云海军大佐则正是在带头反对这种态度。他在各舰舰长中奔走，游说他们一起来敦促早日废除这个条约。由于他的努力，起草了一份意见书，在得到许多军官签名后，作为反映联合舰队的意见，通过舰队司令部上呈。这件事特别使我们这些总是要求执行强硬政策——不管是什么强硬政策——的青年军官很高兴。我那时对南云海军大佐的印象是，我相信他将成为一位伟大的海军将领。”
“我们到后来又碰到一起了。这时他已经晋升为海军中将，任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了。我是‘盘城’航空母舰的飞行队长。这些年里，特别是当他作为海军少将任第一驱逐舰战队司令官时，他的声望不断提高。再次在他手下工作使我回忆起七年前的往事，我为能成为他的部下感到很高兴。”
“可是，不久我发现南云长官变了。我开始对他的因循守旧和消极被动的态度感到不满。这也许是由于他现在指挥的是一支航空兵，不是他的专长。他的为人依旧是那样热情和富有同情心，但以往那种泼辣飒爽的战斗精神似乎已经消失，而且随之也失去了他的那种出色的海军将领的气魄。相反，他显得似乎很平凡，而且我还突然发觉他已苍老了。”
“在作战指挥方面，他似乎不如以前那样主动了。在制订计划的时候，他多半是仅仅同意他的幕僚所提出的建议。他的作战参谋源田海军中佐有一次把情况总结成下面的活对我说：‘不论什么时候，我起草的计划，他几乎总是不加考虑地批准。对我来说，倒是挺省事，但实际不然。相反，上头对我作的计划不加审核地采纳然后作为正式命令下达，会使我感到不安。我虽然相信自己，但我并不是自信到以为自己能不犯错误。我常常对于解决一个重要问题感到没有把握。每想到拿笔一挥就可能关系到国家的命运的时候，我几乎害怕得浑身打战。如果在大西海军少将或者山口海军少将这样的指挥官手下工作的话，他们一定会从各个角度推敲我制订的计划，然后把计划连同意见和评论退还给我。这样，我就可以更有把握，更无拘束地提出也可能是很极端的一些想法。’”
“我完全理解源田的意思，也完全同情他。不幸的是，这种消极态度并不限于南云长官一人，而是日本海军中的通病。舰队司令长官一般都乐于把细节推给参谋去干，自己只管一些大概的轮廓。作战计划的执行就很难反映出司令长官的性格。根据帝国海军的制度，凡是资历够得上舰队司令长官的，往往就做上了舰队司令长官，但他们的具体专长往往并不适合。这种情况助长司令长官过分依赖参谋人员的倾向。擅长鱼雷战的南云长官担任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的职务，就是一例。长官在专业方面的缺陷要依靠幕僚中的专家来弥补，结果，参谋的影响自然就变得很大了。”
“但是，这并不是说，参谋人员可以侵犯上司的权威。关于作战的最终责任总要由长官担负，每一个行动都算是由他来决定的。的确，南云长官虽然消极被动，但并不是把每件事都交给下级去办。有时他也不顾幕僚提出的建议，而照他自己的方针行事。”
“各舰队继续向目的地挺进，除了角田部队仍然受到大雾的困扰外，都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其实当主力舰队和敌人交战时，天气就已经开始变坏了。我们的舰队不断遇到大雨和越刮越大的强风。大浪偶尔铺头盖顶地打到驱逐舰和巡洋舰舰首甲板上，航行十分困难，部队的航速有时减到了14节。”
“不光是天气预示了凶兆，监视敌人无线电通讯的‘大和’号无线电兵，截听到一艘敌潜艇从就在舰队前头发往支那舰队的长篇紧急电报。电报是用密码拍发的，我们无法破译，但这暗示我们又一次被敌人发现。但是，联合舰队司令部的参谋们对这一事态并不担心。他们满不在乎地认为，如果敌人猜到我们的意图，现在出动了攻击机群阻止我方进攻的活，正好可以达到利用天气对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