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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在科学技术成就方面也是落后的，而且一直处于落后状态，最明显和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我们缺少雷达。例如在去夏威夷的几个月前，‘安土’号和‘陶山’号战列舰才装了雷达。太平洋战争以前，海军当局曾极力主张给我们的航空母舰安装雷达，但由于日本在电子技术方面落后得可怜，最后所提供的都是实验样机，而且还不是给航空母舰的。如果我们在发展雷达方面提前了六个月，那么，对于这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斗来说，将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有利条件。雷达能够穿透阻碍南云部队前进和接近战场道路上的大雾。更重要的是，雷达可以及时发现敌侦察机和测出其位置，这样我方战斗机便能在敌机向敌舰队报告我方阵位之前将其歼灭。雷达还可以提早发出敌机来攻击我方航空母舰的警报。而且如果我方侦察机装备了雷达，就能比目力观察更早发现敌人的舰队。”
“雷达的一个关键部件是定向天线。这种天线是一位日本大学教授八木秀次博士最先制成的。1932年，八木在国内发表了他的发明。不久，他访问了支那和米国，有几家支那和米国的杂志也发表了他的发明。进攻珍珠港的日本部队就发现那里的米军电子设备采用了八木天线，但这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时可以感到骄傲的事。英国、米国和支那都已利用了这个发明，并且。把它加以发展供他们自己使用，而日本自己反倒没有做到这一点。”.
“应该指出，日本国民的本性是不适于搞大规模生产的。人们都乐于搞手工业而不愿搞流水作业。正如在训练飞行员、舰船修建、许多关于战争的重要问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面，日本从一开头就发现自己是落后的。而且时间越久，差距越大。当然也有例外，例如日本的氧气鱼雷，是支那和美国鱼雷所不及的。还有日本的‘烈风’式战斗机的性能也确实比支那在太平洋使用的任何飞机都好，但不久就被支那新产品超过了。日本的光学仪器是久负盛名的。毫无问题，我方军舰所用的夜用望远镜的高质量是使我方夜间作战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夜用望远镜终究比不上雷达。”
“从夏威夷作战到现在，日本接连获得大胜。这使它自己和别的国家一样感到意外。它最初对战事的担心于是很快便消失了。在继续挺进的时候，国内的人民和前方的士兵都欢喜若狂，没有多久，他们就不再把敌人的作战和抵抗能力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产生了一种轻敌的傲慢态度。到龙三角海战时，这种心理上狂妄自大的程度已达到了浸透作战部队的官兵的思想和行动中。这种过分自负的毛病被很恰当地称为‘胜利狂’，而它的流毒极广，在计划和执行龙三角作战的各级人员中都存在。”
“直到支那空袭东京前，战事对日本来说是一帆风顺的。制订作战计划的那些人完全是根据想象敌人大概会怎样做。而不是敌人可能怎样做或者有能力怎样做来制订计划的。进行舰队决战是我方追求的目标，而达到这个目标的办法是攻敌要害。可是，在这样的设想中，我们却没有看到敌人的行动可能和我们所预料的不一样。不光是联合舰队这样盲目；军令部发言人在一次陆海军联席会议上也宣称：‘在这次作战中。我们最担心的是敌人不愿和我们的舰队交锋，不肯从基地里出来作战。’”
“这种狂妄自大、对敌人的过低估计是再错误也没有了。敌人不仅不是不愿出来迎战。而且是求之不得并做好了准备的。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我们可以做到出敌不意。这是因为我们满以为我们的计划不会泄露。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我方兵力分散是狂妄自大的又一表现。分散兵力是因为我们完全相信，如果敌人一旦被我诱出而情况又需要时，我方各部队能够轻而易举地集中起来。但战斗打响后很分散的兵力却不能集中起来进行有效的战斗，这就充分证明了这个计划的荒谬。”
“我方下级军官和士兵所感染的胜利狂也绝不亚于我们的司令官，只不过影响所及不那么厉害、后果不那么深远罢了，但症状是很明显的。归根到底，不仅是在龙三角海战中，而且在整个战争中，日本战败的根源是深深地蕴藏在日本的国民性中。我国国民有一种违背理性和容易冲动的性格，所以行动上漫无目标，往往自相矛盾。地方观念的传统使我们心胸狭窄，主观固执，因循守旧，对于即令是必要的改革也迟迟不愿采用。我们优柔寡断，因此易陷于夜郎自大，这又使我们瞧不起别人。我们投机取巧，缺乏大胆和**精神，习惯于依赖别人和奉承上司。由于我们缺乏理性，往往把愿望和现实混为一谈，因而行事缺乏慎重计划。只有草率的行动失败后，我们才会理性地去考虑它，即使思考了，但又往往是为失败寻觅借口。总之，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的思想是不够成熟而又不善于调整适应，因此，我们便不知道为了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该在什么时候作出牺牲和作出什么样的牺牲。这些就是日本民族性的弱点。日本所遭到的不幸，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弱点。”
不多时，日本战列舰队和航空母舰战队会合了，在得知航空母舰战队击沉两艘中国大型航空母舰的战果之后，加藤严佑的心里感到略略平复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