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天，德国突然宣布禁止出口波希米亚地区的沥青铀矿，流亡美国的欧洲物理学家认为这种做法只有一个可能：德国已经开始将铀用于军事目的。比起美国本土的科学家来，这些来自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的流亡科学家懂得独裁国家的政治结构和运转机制，那里存在着把研究工作与军事应用连接起来的纽带，尤其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曾亲身体会过，在德国，一切科学研究都可以被纳入战争的努力之中。这就是为什么罗斯福只能从爱因斯坦、费米、西拉德等人那里得到警告的原因。这些人懂得军事独裁和权力的集中。而大多数美国土生土长的科学家却从未找到走出学术象牙之塔的大门。
当年7月，西拉德、魏格纳这两位流亡匈牙利人去普林斯顿大学拜访了爱因斯坦，三人决定起草一封信给罗斯福，提醒他德国人有研制出原子炸弹的可能。并且由爱因斯坦这位在美国最声名卓著的科学家来署名。爱因斯坦仔细地阅读了这两张写得密密麻麻的打字机纸，最后评论道：“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利用不是来自太阳的能量”，然后在第二页下面签了名。这几个人都不是外交方面的专家，对于罗斯福能否读到这封信一点把握都没有，西拉德劝爱因斯坦将这封信寄给他的老友比利时王太后伊丽莎白，通过她将其转交给罗斯福，同时将副本抄送美国国务院。过了几天，西拉德的一位朋友提出了一个更好的主意，把这封信交给了华尔街金融家亚历山大?萨克斯，此人是罗斯福的经济顾问。有机会直接与总统见面。
10月11日，萨克斯将爱因斯坦的信交给了罗斯福，但是这两页东西太长，罗斯福听了一半就听不下去了，打发萨克斯次日再来见他。第二天早晨，萨克斯对罗斯福讲了拿破仑拒绝使用新发明的蒸汽船以至未能征服英国的故事，打动了这位总统。在回信中，罗斯福告诉爱因斯坦，他感到“这个情况十分重要，因此我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让其全面论证你提及铀元素的那个建议的可行性。”
然而这个“委员会”成立的步伐一点也不快：听取证词、申请预算、审核报告、召开委员会会议、组织、改组董事会、种种变更指示……使得该委员会直到两年后的1941年12月6日，才收到科学研究与发展总署署长、卡内基学院院长范尼瓦尔?布什发布的“全力以赴进行原子能研究”的决定。
从那时起，美国便开始了“终极武器”的研制工作。
而到现在为止，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爱因斯坦所说的“威力强大的炸弹”。仍然没有出现。
现在的罗斯福，因为盟军战事的不利。对这种武器的拥有渴望，变得越来越强烈。
但罗斯福并不知道，此时的中国，在“终极武器”的研制方面，已经走在了美国和德国的前面。
塔克拉玛干沙漠，戈壁滩。
坐在汽车里的一位年轻的中国陆军军官，望着一望无垠的沙漠，正用笔在一个日本记上，飞快地写着什么。写着写着，他的嘴角便禁不住的露出了微笑。
“……看到了这茫茫的沙漠，我忍不住想起她，恍然明白，她就是在这个地方度过她的青春年华的。她叫杨兰妤——据说是杨大总统的女儿。这是她用她那黑葡萄一样的眸子告诉我的一切。但是我读不懂，我在‘国家最高机密’面前，显得就像一个傻透了的间谍，想知道一切，却又不善于捕捉任何信息。比我更傻的是吴欣蔚，他居然会认为‘杨兰妤这个女人不诚实’。而杨兰妤对他的疏离。恰恰又是因为她必须‘不诚实’。‘不诚实’的女人。也许正是我们曾经幻想过的那个最可信赖的女人。”
“一个银白色的圆球，直径约有一米，顶端笔直地竖着一根天线似的辫子。它被银白色的三角金属架支撑着，在空旷的草原上映照着天上的景色：云卷风舒、月落日出。距离它25米，是用于控制和观测的隐蔽部。一米半厚的铁铸的高墙上，伤痕累累，斑迹重重，就像经年累月风剥雨蚀的树皮。”
“陪着我的朋友说，这里是第216厂，简称靶场。是专门用来进行爆轰试验的场所。这里进行了两次核武器的爆轰试验和穿甲弹的穿透力与威力试验。所有模拟爆炸和冷试验，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我不知道杨兰妤是不是在216厂工作，但我希望她经常出现在这里。这里是中国科学家把高深莫测的原子理论变成武器的前沿阵地，是物理演化成物体、化学聚焦为能量、数学创造出威力的地方。我经常想象着杨兰妤用纤细的食指准确地按下了最后一个灯钮。或者正是她在爆炸零时的前十秒钟发出了脆亮的声音：‘9、8、7、6、5、4、3、2、1，起爆。’或者正是她掌管着测试仪器，测量出了钢铁、水泥、木材等等物体的物理效应，以及生物和化学效应。或者她的作用更重要——她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秘密研制者’，一个和我国众多的杰出科学家一起工作着的年轻的女科学家，她应该不止一次地从观测孔里看到了试验成功后的彩色烟雾和失败后的灰色寂静。她的喜怒哀乐和所有科学工作者们的喜怒哀乐一样，完全由一个大约一米直径的银白色圆球左右着。甚至我都希望，这些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