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对我爷爷的印象根本就没有，只是听我奶奶讲说我爷爷从小就到处打仗，有一回让人家打掉了四颗大牙，到最后只能镶上铜的，一开口就能看见他那四大黄牙，因此，村里面的人都称呼他为姚四。
我不喜欢听这个故事的原因倒不是这个故事里面我爷爷有多么的威武神勇盖世无双，相反的……她嘴里的我爷爷，按照现在的思维逻辑也是个人渣。
想当初刚刚建国，百废待兴，最脏苦穷的职业，莫过于铁路工了，整天扛着搞头铁锹搬运铁轨，凡是家里有些能耐的都不干那玩意儿，而且想当初我爷爷也挺不着调的，仗着家里分了些土地，外加上三辈贫农根儿正苗红，就开始不务正业了，他年轻的时候长的还真算不错，白白嫩嫩人五人六儿的完全就不像是个乡下人，当时正赶上知青下乡，据说女知青可真让他泡了不少。
要知道这可真是色胆包天，那是个啥年月啊，就连处对象都要先跟组织打报告的年月，这男女作风问题简直就好像现在地窖里面藏娘们儿一样的严重，多亏了当时家里面想尽一切办法替我爷爷跟上面上了‘态度’这才保住了他不被批斗。
事后，我太爷爷怒了，他看我爷爷这一身滚刀肉，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动，一天天还不干活就知道骚扰小姑娘，这样的人还有啥作为，这整个不就一造粪的机器么？
无奈，我太爷爷发了狠，要送我爷爷去当铁路工，可是我爷爷说啥也不干，为此还故意在门框子上崴了脚装瘸，没办法，我太爷爷也无奈了，心想不去就不去吧，反正他也只不过是一时之气，说实在的，让儿子去干那种下贱的活儿，他的心里也说不过去。
可是谁又能料想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曾经最低贱的工作，在几十年以后简直可以跟吃皇粮相媲美了，听上去确实好像是个奇迹，但是却当真如此，不过这是话外题，提一嘴就算了。
说归正传，由于我爷爷当时以瘸相逼，所以我太爷爷也不敢再让他去抗钢轨，没办法，谁让家里面就这一根独苗儿呢，所以太爷爷只好甩给了我爷爷一把家里的土短枪，他对我爷爷说：“你啥都干不了是吧，那就给我拿着枪上山蹦兔子去！”
当时，村子里面还是公社制度，啥是公社制度，答案就是大锅饭，全家都不开火，等到饭口集体去大食堂里面打饭吃，现在看来挺白痴的一个制度，在当时来讲，也不是什么人都能白吃的，因为你得干活，“吃饭不花钱努力抓生产”嘛，攒公分儿才有饭吃，当时边远山区还没有禁枪令，外加上我家这块儿，是他妈出了名的北大荒，要是光靠着那帮公社里的家伙，一年下来也就年三十儿的时候能见着点荤腥儿，对与老农来说，这不算啥，但是对于大城市来的干部们，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你还别说，这‘延安’来的同志脑瓜儿是好使，他们很明白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于是，便颁布了制度，在条件允许下，允许老乡将打到了野味上交公社，一斤肉两公分，两公分儿也就是一顿饭的价钱，我爷爷明白我太爷爷的算盘，他这是想让我爷爷自力更生，我爷爷当时由于跟家里面有些矛盾，外加上年轻人心高气傲，于是乎，也没说啥，接过了猎枪就踏上了全职猎人的道路。
那一年，他二十一岁，常言说得好：小伙二十一，成天竟装b，二十一二岁，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以为自己懂得很多但实际上还是愣头青一个，当然了，我说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在我爷爷的那个时代就不同了。
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在那个年月那个岁数，重活干不了，一天天老总是饿，那时候穷啊，虽然广播喇叭里面成天东方红太阳升，可即便是日出东方也带不来羊肉绘饼，本来家里面一日两餐还饿不死，但是这次我太爷爷就差让我爷爷净身出户了，他终于也就有了危机感，为了填饱肚子只有干活了，说起来，如果我爷爷当时能不那么倔，服个软的话，也不至于如此，那都属于过去了，后悔也没有了意义。
那是一九五九年，但是充军热并没有蔓延到这小小的山村内，大家相安无事，各过各的日子，一年以后，讲的是一九六零年的那天，我爷爷扛着枪出门了，虽然他年轻的时候很不着调，但是枪法着实不错，当然了，这是不是他自己吹牛已经不得而知了，不过，那时候的自然资源也的确过硬，东北不是有那么一句话么：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卡卡的就飞进饭锅里。
当然了这只是比喻，野鸡是飞不进饭锅里的，能飞进饭锅里的只有瞎鸡，不过那几天他的收成到真是不错，早天除了两只交公换分儿的榛鸡之外，竟然还让他嘣倒了一头獐子，这把他乐得，我爷爷确实够精明，他明白，这獐子交工也换不了多少子儿，于是，他私下找了两三个知青哥们儿，他明白虽然现在都大锅饭，但是肉啥的真正分到每个人嘴里面还真就没几口，至于那些干货都去了哪却没人知道，这几个细皮嫩肉的知青一个个脸素的跟大萝卜似的，一张嘴都一股子洋白菜味儿。
所以我爷爷偷偷的找到了他们，私下就用两条獐子腿跟他们换了两盒‘大前门’，剩下的肉用从公社里偷的盐抹了，没事儿的时候还能解解馋，这把他给美的，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一脚蹬开了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