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阅读过清末和民国初年翻译的那些西方科学书籍，你就会深切的体会到西方科学引入中国，以及在中国普及的难度到底有多大。
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宋彪这种人居然读不懂这些书籍，唯一的原因便是他的国学根底不足。
像舒高立翻译的书籍大多数都属于英美等国的初高中和中专生层次的教材科目，在欧美属于普及型读物，在中国却变成了精英教育中的特型教育。
所以在民国前期，特别是南京政府成立之前，中国基本上没有所谓的普及化教育，而在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也一直到了抗战时期，中国才有了真正的普及教育。
在整个抗战史中，蒋中正阁下的政府支出中的第一大项是军费，第二大项就是教育，后者的成果是非常突出的，称之为抗战中的教育奇迹，比如说中等教育，抗战之前的全国中等教育在校生是52万，抗战结束时却达到了126万。实际上直到抗战爆发，国民政府才开始在各省创立国立中学，开启了国民普及教育的第一页。
这个阶段的普及教育也谈不上是义务教育，却至少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技术工程师、技师和师范人才。
宋彪和荫昌在谈东北新政之时说了很多事情，总结下来就是五件事，一是建立三省金融体系，控制金融权；二是发展农工商，吸引资本创业。实现贸易顺差；三是建立新政府体系，有效实施和推广新政；四是开垦东北，扩充人口；五是建立国民普及教育体系和广泛的专科教育，创办最好的大学教育。
宋彪在前四件事上都已经有了一些进展，唯独在第五件事上还未能有任何进展，他一贯觉得要想搞好普及教育，首先还是要搞好教材的问题。
至于教材的事。他说的倒是很正确，对舒高立而言却难免有些尴尬。
宋彪看了看舒高立，见他尴尬不语。就续道：“新政之关键就在于要推动国民教育，所谓国民教育，我以为就应该和英。用词过于计较，晦涩难懂，我建议还是采取和普通人说话更为接近的语法，平白直叙，越简单通俗，越能让每个人都能读懂，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普及教育和国民教育，而不是君子之教育，不是士大夫的教育，不是国家精英分子的教育。不是进士秀才们了解西学的读本。中国有四万万人口，指望所有人都读完六七年的古文教育，再来读西学，我们这个国家恐怕再过一千年也别想推行西方科学的普及化，再过一千年也没有所谓的普及教育和国民教育可言。没有真正的全民普及教育，我们这个民族再过一千年也别想和欧美相提并论。”
舒高立心里有些不舒服，总觉得自己三十年的辛苦都付之东流，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可他心里也明白宋彪所说的并没有错。
深思片刻，舒高立感叹道：“总督大人所言甚是啊。幸好老朽身体尚可，还能有十年之生涯，那我就尽力将过去翻译的书目重新编写一番，全部采取通俗易懂之白话。”
稍作停顿，他又续道：“无锡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说，白话文有八益，省日力、免误读、便幼学、炼心力、便贫民、通西学、促民进、善通变，老朽深以为说的极好，只是上海同文馆对翻译文体要求极严，必须以文言书写。既然大人的构想如此长远高明，老朽正是可以一展所长。”
宋彪微微点头，道：“裘廷梁这个人应该还有些意思，如果舒老认识的话，不妨写信邀请他过来，就说我想要邀请他到《东北日报》，就以日报为论坛，倡导白话文之运动，推广语法现代的白话，整理语法和用词规范，确定可在全国通行无阻的现代汉语。”
舒高立赞道：“好啊，此事甚好，不过此人在无锡一带创办多所义学，尤其是以四城小学和无锡初等师范学堂为最，据说有学生两千余人，不知道他是否愿意过来。”
宋彪道：“新学嘛，哪里都可以办，我要办奉天小学和奉天初等师范学堂，请他过来主持，原有的无锡初等师范学堂，我每年也可以出钱资助。为国利民，事有大小，舒老要劝说他以大为上，竭全力为国为民！”
舒高立肃然颔首，道：“大人所言甚是高明啊。”
宋彪一贯是个举重若轻的人，所谓举重若轻就是能拍给别人做的事情就要坚决派给别人，他当即就和舒高立道：“那好，除此之外，我对远东印书馆和《远东日报》之事并没有再多的叮嘱，正如我们此前所商量过的，一切都以推行新学，宣传新政为目标，但凡教材亦当效法美日，但凡民报，亦当引领时政，监督时政。这些事，我就全权委托给舒老您了。”
舒高立颇是慎重的颔首，道：“还请总督大人放心，老朽自当尽力而为，绝不会有负大人所托。”
宋彪笑了笑，见时间也差不多了，这就起身准备离开。
他这正要走，舒萱又端着茶点进了正堂，因为新军有规矩，非军人一概不得身穿军装，凡军医等职务也只能穿军装而不章衔，她已经匆忙换了一身新衣，只是略显单薄。
进了正堂，舒萱将一盘精致的宁波地方茶点端上桌子，微微折身和宋彪请安道：“这是我家在南方所带来的地方茶点，还请总督大人品尝。”
宁波的茶点比不得广州，但还是有点特色，特别是方块酥、绿豆糕和糯粉团颇有意思。
宋彪挑出一份绿豆糕尝了一口，感觉稍稍有点甜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