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道行政命令很快就被各地的革命军滥用。
在西安，一位旗人妇女哀求革命军，她哀求说：‘我也痛恨我的祖先，因为他们虐待汉人’，另一位老妇则哀求说：‘杀死我们这些无用的妇女和孩子能有什么用，你们能得到什么，为什么不释放我们以显示你们的宽宏大连。’
士兵们为之动容但还是杀死了她们，将她们和孩童的尸体一起运到城外掩埋。
不管是光复会，还是同盟会和其他的革命组织，亦或者是会党在鼓动士兵和革命者起义之时都必然会说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还有更加惨绝的四川，在这样的过程中，如章炳麟这些为政治而服务的国学大师也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草率的将四川在明末清初的人口大灭绝都归罪于满人。
在充裕的革命经费的支持下，关于这些历史的宣传手册大范围的流传在各地，特别是在光复会雄踞的东北和江浙两地。
满人成了国家腐朽的原因，成了民族衰落的原因，满人在所有的暴动宣传中都充满了原罪成了革命复兴的牺牲品，似乎只有杀光满人，中国才能摆脱过去再次复兴，而满人所有的财富都是建立在奴役汉人的基础上，每一分钱里都是民族压迫的产物。
所有的罪证、历史的旧账都成了官兵和贫民们参与起义的重要原因，为了维护他们心中的正义，屠杀成了民族解放和革命成功的象征。
这样的屠杀在全国蔓延，即便是在富饶的关东地区也未能幸免，《反圈地令》则被彻底滥用。
在空荡荡的醇亲王府里，寂静的深夜里传来一声枪响曾经的摄政王用自杀的方式想要救赎他不可能救赎自己但他的死，或许就是这场悲剧的最终画笔。
次日宋彪到了办公厅里，坐下来准备处理今天的公务，并且打算正式签署载沣的特赦令和平定西南的军事令时他在自己的桌案上看到最新的情报，这才得知载沣已经自杀了。
坐在办公桌前，宋彪沉默了一段时间。
载沣的死，让他心中那些新仇旧恨都随之烟消云散。
宋彪默默的在心里想，这是否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汉满之争似乎是可以告一段落，让国家恢复正常。
当帝国内阁政府正式的逐渐建立了在全国的行政权威，滥杀就必须得到遏制，即便有再多的人恨满人，身为政府，总还是履行自己的义务去遏制犯罪。
他也琢磨着日本那边的问题。
对于日本公使馆营救宣统母子的事，他此时才觉得一点也不意外，只是此前一直将注意力放在英国公使馆，所以才会忽略这里面的可能性。
对于日本来说，这对母子大约也算是奇货可居，他们肯定觉得总还会有派上用场的时候，比如策划满洲独立之类的。
可能吗？
如果日本觉得有一线希望的话，那就让日本继续如此之幻想。
宋彪想了想，不打算和日本纠缠此事，事已至此，就让往事随风而去，让他做一个开明的君主，将前朝旧恨都化作一张信纸和历史稿，随之一炬的而成为真正的历史。
他并不想再去那个元明清三代的帝都，也不想去紫禁城，京都的繁华对他来说犹如烟云一般，他喜欢缔造自己的历史，为此，他将大兴县和房山县作为新的都城，改称为京都特区，在这里重新规划一座新的政治城市和皇宫所在地。
帝国中央政府位于大兴县，即新的京都东区，而帝国皇宫和陆军总部则位于房山县，改城京都西区。
京都特区将会成为中华帝国的一个新地标，代表着新时代的到来，在这里将会云集着这个时代的建筑物，作为一个纯粹的政府城市而存在，对于北京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好消息，不用承担繁重的任务，同时也能继续算是帝国的首都。
宋彪不是想站在如何的高度去设计一切，他只是希望有不同的历史步伐，走一条不同的道路，以此证明自己的存在感。
这两天，他一直在酝酿着这件事的细节之处，同样的，他也要继续考虑对四川和云贵的军事行动同盟会内部的分裂态势已经无法避免，宋教仁筹建的中国民主党正式设立，从同盟会内部大量吸收党员。
作为一个试点，宋彪原则上同意民主党在两广具备较大的地方执政概率条件是两镇、两胁的新军必须让出来，其实同盟会也没有真正的控制着这些军队，军队纯粹是在龙济光、陆荣廷的手中，两人相互既合作又对抗，同盟会在广州则另外有一支广东革命军。
宋教仁想让出军队交给帝国陆军接管，龙济光、陆荣廷深知一旦退让承认，极可能彻底失去兵权，两个人死死拉住同盟会不退同盟会的一部分成员也不想让步，依旧妄图利用两广的特殊地理情况保持两广独立自治。
这种纠葛几乎和四川的情况完全一致，只是赵尔丰、赵尔巽在四川、云贵建立了価南爱国会，表面上是爱国会，实际上就清朝遗老的大本营，籍此通过联合本地势力和新军、爱**继续控制四川、云贵。
宋彪只能强攻。
对比两广，宋彪显然更想进攻四川，只要进入四川就能一马平川的扫平整个四川和云贵高原，而他现在毕竟控制着湖南，只要兵力筹备妥当随时还能继续攻入两广。
帝国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