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和平外交的烟幕下，日本大量增加其华北驻屯军的兵力；在北宁路屯驻重兵，并侵占丰台这个重要军事据点；大批日舰开到青岛、上海，并进入长江各埠。
1937年6月以后，驻丰台的日军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
在外交上，日本在1933年5月发出退出国际联盟的通知，两年后生效。
此后日本也就抛开1922年在华盛顿签订的《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即《九国公约》。
《九国公约》是日本与美、英、法、意、比、荷、葡为了共同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扬言要维护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完全机会均等，中国之门户开放的霸王条约。
日本打算独占中国，自然不能再受九国公约的限制。
同时，日本又宣布废除与英国等签订的限制海军发展的海军协定。
1936年11月，日本同希特勒纳粹德国签订了**产主义和第三国际的协定，即《**产国际公约》。
以后又同意大利签订了同样的条约。
日本在国际上与德、意结成联盟，与英、美、法等国处于对立状态。
也就是说，对一切表面上还有一层反侵略、非战外衣的国际组织、限制其独占中国的条约，日本统统抛开；与正在进行侵略和殖民奴役他国的意大利、德国结成联盟，实行统一战线。
进入1937年，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军事上已经做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准备，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也就紧锣密鼓的开始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后，紧接着占领了北平、天津；又积极策划进攻上海的战略。
终于，在1937年8月，卢沟桥事变仅仅发生一个月，淞沪决战便就拉开序幕。
其实在此之前的7月24日，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忽称一名士兵失踪；故意制造紧张局势。
但不久这名士兵被查获送还日本领事馆，日又借机撤退上海日侨作发动战争的准备。
8月9日下午五时半，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斋藤要藏两人，驾驶军用汽车冲向虹桥机场闹事，被中国机场保安部队当橱毙。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长俞鸿钧和国民政fu外交部秘书周珏分别向日本驻沪总领事和日本海军通话。
日方声明：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本日未有奉命外出，纵令有人外出，也决不会到虹桥机场；因为日本官兵是绝对不应该到机场去的。
当夜10时，俞鸿钧市长赴日总领事馆交涉，叙说了事件经过，并主张用外交途径解决不使事件扩大。
日方也表示同意，但时至11日下午四时；日总领事冈本回访俞市长态度旋即强横，声称对于虹桥击毙日本兵士事日本全国极为震动；东京政fu虽同意用外交途径解决，但同时又认为有向中国“质问”对本案态度的必要。
并附带提出两项要求：1、将保安队撤退，2、保安部队已筑防御工事全部撤除。
俞鸿钧答复：既然是中国的土地就更无所谓撤退，防御工事和保安队所有措施无非为防范起见；我方维持和平之心志日方应能谅解，如日方亦能遵守范围，冲突自然避免……
12日下午3时，应日方要求召开淞沪停战协定共同委员会会议。
会议在公共租界工部局会议厅举行，出席者除中日双方外，尚有英、法、美、意四国代表，日方代表冈本声称：今晨中国保安部队及正规军队已在近郊设置防御工事，此种行动违反停战协定，应请共同委员会加以注意，采有效办法制止。
俞鸿钧当即驳斥：“共同委员会设置之目的，在维持上海之和平与治安，并非协助日本政fu实施侵略政策。
“虹桥事件发生后，日方曾一再表示静候调查事实真相，以外交方式解决，但一面有让军舰云集，军队大增；军用品大量补充，还有大批军舰正在源源不断地开往上海途中。
“此种措施不独妨碍各国侨民之安全，且对中国为一种威胁，且足发生危害之行为。
“中国在本国领土内，当然有权采取自卫之行动。
“我方秉承中央所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一贯政策，对侨居上海之各国侨民仍当加以保护！”
各代表提议可否将保安队稍稍后退以免冲突。
俞鸿钧答：“停战协定早已为日方破坏，故本日实无召集共同委员会之必要；我**队在本国土地行动，有绝对自由之权，此则未容他人之置议！”
俞鸿钧又道：“为维持上海之和平治安计，如日本将增加之军舰与军队调回；则我方对撤退保安队亦愿加以考虑！”会议毫无结果而散。
日本在会上表示竭力避免战争，而行动上却作好了战争准备；日本海军陆战队在12日晚陆续登陆。而且在杨树浦、闸北、虹口一带布防。
到8月12日，调集淞沪的日舰已达30余艘，海军及陆战队1.5万之众。
8月13日上午9时15分起，日海军陆战队在铁甲车的掩护下，由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旧厂址出发，于横浜桥过淞沪铁路，向宝山路我军阵地进发，并向中**队开枪射击。
中方保安队为自卫起见，用机枪扫射打退了敌军，日方士兵死5人，伤10余人。
下午3时50分，日军开始大规模进攻，并以大炮轰击中**队；中**队奋起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