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这些机构的成立，军分区内所有企事业单位都开始了紧张地调整。各企业忙着向工矿企业管理集团报道，组建具体部门，重新理顺关系，调整生产计划，部分企业还出现了成规模的岗位变动。
而岗位转换，又需要劳服司出面协调。
同时各个企业又要跟其他单位一起，组建就业指导委员会、科研发展委员会，更是乱成了一锅粥。
就在这个月末，军分区又公开颁布了《关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管理办法》这份近乎引发地震的文件。
在这份文件中，正式承认了以前仅限于默许，但从未公开认可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性，认为它们是对计划经济的有力补充。表示由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灵活性，可以帮助弥补计划经济僵硬、反应迟缓的缺陷，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实需要，提供灵活多样的服务，繁荣社会主义经济。
对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军分区对其与国营经济一样，一视同仁。
其用人也通过劳服司统一安排，产品研发等也都依照国营企业标准，组建行业协会后，加入就业指导委员会、科研发展委员会，理直气壮地提出他们的需求，得到更广泛的支持。
在税收上，文件规定起征点为三百元。
那些开杂货铺、香烟摊、卖报、餐饮店、服装店、理发店等的小个体户，只要月收入不超过三百元，就免征税收。
收入超过三百的，制定了七级二十四档税收比例。
从这个比例看得出，军分区很明显是大力扶持中、小个体经济，对他们很是宽容。月收入在五百元以下的个体经济，税收基本与国营企业持平甚至略低。但当月收入超过五百，其税负就逐渐高起来。
最高一档，月收入超过百万的大型私营企业，其税负竟然高达百分之五十！
这就是公然打压大型私营企业，避免财雄势大的财团出现，动摇军分区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基本政策。
不过这个标准也不是就定死了。
按照公告，军分区将以五年为一个审核年度，对税收的级别进行重新修正，以符合时代进步。保证大量填补计划经济空缺的私营经济能得到发展，却又不喧宾夺主，动摇国本。
为了保证税收征收的准确性，各私营经济都被指定在统一的批发市场进货，开制进货发票。征收采取自报原则，每月定期申报税额，由税收部门对照批发市场存底，计算行业利润率进行确认。不认可征收额度计算的私营业主，可以向人大提出仲裁，由法院最后判决。
发现私营业主瞒报、谎报营业收入，会对其警告并罚款。三次警告无效后，取缔其营业许可证，终身不得再从事个体及私营经营。
严重逃漏税的，还会被送去吃牢饭，甚至是吃枪子。
私营业主碰到税务人员敲诈，同样可以向人大提出控告，对其进行调查。一旦发现属实，一样要接受严厉惩处，视其金额、影响，对其处以停职、罚款、开除退回劳服司重新就业、逮捕、劳教，乃至服刑、枪毙。
在关飞制定的这个政治框架中，人大承担了面对人民群众第一线的工作，并且起着监督、仲裁，以至于提起告诉的作用。
就像薛珍跟孔令晨所说的那样，军分区下辖的人大机构，权力不可谓不大。
不过关飞一方面放开群众监督，增加群众参政议政的途径和权力，扩大民主范围，化解群众中可能存在的怨气。另一方便也收紧了手中缰绳，将军队和公安等暴力机构，纪律委员会、法院、政策规划制定、宣传等部门，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丝毫不放松。
并且在人大代表的参选名额上，也是严格统计各行业、阶层的数量，得出相应比例。
在这个名额中，部队代表天然占据百分之三十，另外普通群众占到了百分之六十六，行业精英、领导干部在其中只占百分之三点几——公平嘛，跟广大人民群众比起来，行业精英、领导什么的本来就是极少数，又不是刻意打压。
像食品卫生督查大队、城管、消防检查组等等一线跟群众打交道，绝对得罪人的部门，都被关飞甩给了人大——让群众跟群众打，政府站干岸就好，当双方鸡血糊面的时候，政府还可以出面调停，该打板子打板子——反正又不痛在自己身上，完公角色，公正执法。
实在群众怨气太大了，就解散这批人，重新再选举人大代表好了。
而且为了巩固自己地位，关飞又派自己的警卫员李庆担任局长，成立了保卫局，负责防特、保卫、情报收集等工作。
与其他几个机构大张旗鼓不同，保卫局的成立悄无声息，除了张盛国、孙耀华、俞柏海、赵中华、周小山等几个最高层，以及少量有心人，军分区绝大多数干部群众都不知道已经多了这么一个部门。
保卫局下辖一个情报处、一个分析处、一个内控处（防敌特）、一个精锐警卫营、一个干部保卫处（所有军分区高级干部，包括关飞、张盛国等人的警卫员都由该部门提供）组成，共计一千人。
通过这一系列机构建立、人事调动，兼之军分区并不大，关飞有信心在生物副脑协助下，打造出一个科技进步、经济繁荣、人民安定的铁桶江山。等到未来军分区扩大，乃至真正实现解放全偭定的目标，他也有相信自己能把这个不大的国度，牢牢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