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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诺有所思的说下去：“雅琴，我们婚姻最大的障碍就是阶级斗争。虽然有段时间工人没开批斗会，但有时晚上也要学习发言。有一天三组的满国华提到工作的事，无形中说起技工队孙光利站在康拜因机器上挥手喊着：“蒋委员长派我来！…。”
因为他喜爱拉二胡，过去也经常拍过戏，他是站在康拜因机台上仿佛是飞机，无意识假扮演反面人物喊了几句，从此技工队又开始对他的批斗。有人提孙光利去团部修配厂，中途抓到个花鼠子给玩死了，为了怀念把它用土埋了开追悼会，为此他成了被斗的靶子。
因为孙光利是就业工子弟，每天吃早饭在食堂，工人子弟小黄带着他向**请罪：“四类分子是我爹，蒋介石是我爷爷，我向**你老人家请罪。”
监督他的子弟小黄喊着：“再来一遍。”孙光利低头哈腰再背一遍，只要错一个字，上去就是拳打脚踢。打饭的工人笑了，小黄张嘴就骂：“你他妈找死准备挨斗啊？”。这种丧失辈份的狂妄引起了大家的反响，子弟骂老子，工人们自卑的敢怒却不敢言。
有一次我去合作社买月饼，在那个时期去合作社买东西必须先说**语录，月饼的名还必须叫向阳饼，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只好说：“为人民服务，我要那个。”
：“完全彻底，你要什么？”王连长的千金问着，我只好用双手比划个园再指着月饼，她笑着还真卖给了。可见在那个时期买东西都很难。
有一天晚上看电影“钢琴伴唱红灯记”，当演到第四场，突然银幕上空两颗信号弹光划过，立即停映紧急集合。造反派把人群包围了，有人命令着：“干部和家属站到东面，工人和家属子弟站到西面，这叫东风压倒西风，各自清点人数揪出阶级敌人。干部和家属可以回家，而对就业工和家属子弟要进行政治训话：听好了，你们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你们的子女都是牛鬼蛇神狗杂种，也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要把你们踏上壹万只脚，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你们永世不得翻身，你们只有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
工人队又开始了对古志祥和杜地主展开批斗，并且更加严格的把工人赶出宿舍，让我们搬进鸡舍住不许出门接手，处于被包围监控之中，晚上几乎都难以上厕所，红卫兵造反派又开始行动了，阶级斗争也就更加白热化。
杨指导员突然找我谈话，说是我已经是下乡知识青年，那一定是继父和二姨夫的帮助，虽然我是欣喜若狂，但在我心中已经成为《真假知青》了。
杨指导员说：“张大鹏，齐齐哈尔铁路南居宅派出所和铁路中学来了证明，也有富拉尔基砖瓦厂的公章，说明你是齐齐哈尔市人，来兵团建议按照下乡知识青年办理返城。关键现在没有返城的政策，你看应该怎么办？”
当时我说：“没有返城政策怎么办？只有等待了。”
杨指导员说：“现在你也不能搬到知青宿舍去住，因为你还带着帽呢。”
我只好说：“不但有帽，我还是有罪之人，在工人队也同样接受教育。”
杨指导员说：“证明我们给你放在档案里，以后你就是下乡知青了。”
我和指导员约会好了不公开，从此我就成为工人和知青所不知的《真假知青》了。其实在知青中也有类似和我一样的，他们中有个姓万的知青，每天赶着大马车，虽然很神气，但也许是性格的原因，他总是那么的少言少语并不张狂，而那些红卫兵造反派对我的影响极深，甚至已经是格格不入，我怎么能和那些造反有理的激进青年生活在一起呢？
在工人队必然很艰苦，起早贪晚的工作，晚上还要开批斗会到半夜，但终究我已经习以为常的适应了环境，也许是巴布洛夫学说的条件反射吧。
八号地夜间机械脱麦子任务已完成，李连长让工人们去东山等机器，当工人们来到东山，不知什么原因机器没到饭车来了。半夜在场院吃饭点火是很正常的事，我买了三个馒头一碗豆腐炖粉条，菜吃完了又到饭车买了半碗菜。突然夜黑处有人喊着什么，组长还说援兵到了，李连长说话还真算数，并对越来越多的人喊：“欢迎你们。”
哪成想来的不是援兵，全是知识青年造反派，他们有的几乎连鞋都没穿，到这就喊着：“谁让你们在场院点火？紧急集合！”我端着菜碗正往前走，不知从哪飞来一个拳头，眼镜飞了、鼻子流血、嘴在流血、门牙掉了一块，我几乎是被踢打着站到队伍中，还什么馒头菜碗等全都无影无踪了。
只有24个工人被几十名红卫兵包围着，女的旁边看，男的拳打脚踢张嘴骂，不知哪位大爷一脚踹到我后腰上，趴在地上不知又挨了多少脚。造反头过来制止：“别造影响，别造影响。”…。突然，李连长跑来喊：“青年集合立即回去！”虽然知青们都已经走了，指导员来后又再三解释，气得我忍着痛回宿舍瘫倒在床不能动，精神受到严重的伤害，心里也在想着，上次看电影突发的信号弹，这才场院吃饭点火的政治事件，这一切全然是干部对知青的一次有计划的政治预谋，想到这就痛心，只有以绝食相抗争。
这次东山事件并不单纯是身体的伤害，更为严重的是精神创伤，那绝不是知青造反派所为，必然有指导员或李队长的指令。或许是一次战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