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显贵就按于志坚说的找了一辆卡车,胥编和余红两口子也不来,就委托在这里上学的侄子负责清点屋里的东西。这二人纯属故意刁难学校,其实屋里放的全是一些乱木材,陈旧的乱木床乱桌椅等杂七杂八的破旧不值钱的东西,城里根本用不上的东西。结果,足足装了一卡车。上午十点钟左右,高显贵陪同司机一起把东西拉到了胥编的单位市二十一中。到了后,高显贵找到了胥编。胥编让高显贵先坐车上等着。他去干什么去了呢?谁都不会想到他去交待他们单位的门卫不准让这辆车出去。他也不管高显贵了,任由高显贵坐在车上死等。一直到了中午也不见胥编来。高显贵和司机只有下去吃点饭。他们吃完饭又坐在车上等,下午三四点钟了还没见到胥编的面。高显贵给于志坚打了个电话,把情况向他做了汇报。于志坚顿时火冒三丈,非常气愤,他让高显贵把东西再拉回来。当车出大门时,门卫不开大门。高显贵问门卫,说:“你为什么不开大门?”“胥编说了,没有他的发话这辆车不能出去。”高显贵气坏了,去找到这个学校的校长。他把情况向校长一说,校长也恼火了,马上安排人去找胥编。找了好长时间才把胥编找到。胥编过来后,校长问:“胥编,你有什么权力把人家车卡在这里?人家大老远把你的东西拉来了你又不安排下车,还不让人家出去,你到底想怎么搞?”胥编发话了,说:“这东西我不放在这里,拉到我的老家去。”他的老家和这儿的方向恰恰相反,还在北岗四中以北几十公里的地方,一南一北又多一倍的路程。“你看看你,你这不是纯粹在刁难人家吗,你搬家之前为什么不说定?”校长带着气说。“之前没想好。”胥编不知羞耻的说。高显贵又给于志坚打了个电话,说:“胥编又变了,要求把东西拉回他老家去。”于志坚接到电话忍了又忍,大声说:“拉,给他拉!”可是这时已经晚上七点多了,高显贵在想:这里距离胥编老家还有一百多公里,进入农村路又不好走,而且路也不熟,要拉到他老家已经很晚了,卸车上的东西都是问题,只有明天再说。于是高显贵和司机吃了晚饭就去找住宿的地方去了。
翌日,高显贵陪着司机又把这破乱不堪的东西运到了胥编的老家。回来的路上,高显贵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胥编啊胥编,你把我高显贵害得多苦啊!这一次可算把你这家伙认识得清清楚楚了。”
胥编当过民办教师,曾获省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当过政教处主任,搞思想教育工作的,是教育人的人并且还是一个教育人的模范,做出这样的事情叫人不可思议。从胥编身上我们可以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有假、冒、伪、劣商品;社会转型时期也还有假、冒、伪、劣模范。前者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后者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逃脱不了人民群众这双雪亮的眼睛,最终都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原形毕露。
于志坚关注的教学楼工程的建设在四月底主体已经完工,五月份已进入粉刷装修阶段,他培训回来后,施工队老板就在找他要钱,否则面临着停工的危险。为了保证秋季开学能够使用,他又开始想办法筹集资金,不再拖欠工程款,以免影响工程进度。学校该筹的筹了,施工队该垫的也垫了。他决定向教师借,向银行贷。
就在学校向教师借款的过程中,一些人自己不借不说,还到处散布消极言论。一教师说:“把钱借给学校的人都是憨家伙,啥时间归还得上!”另一教师又说:“想得点利息,到时候连本钱都拿不回来,学校垮台了或校长跑了找谁去?”
学校这种状况,又加之一些泼冷水的,老师们真的有点担心,都相互观望。于志坚把党员干部都召集起来,动员党员干部带头,领导班子成员挂帅。张献生相信于志坚一定能把学校搞好,为了支持于志坚的工作,那么重的家庭负担还带头行动。到了会计室,他有意大声说:“我相信学校一定会发展壮大。”总务主任高显贵正好在场,紧接着说:“很明显,这就是发展的标志。”在领导和党员干部的带动下,教师也行动起来,学校一下子筹集到了近十万元资金。
借钱难,贷款也难。一是要有财产抵押;二是根据偿还能力有数量限制。按国家规定学校财产不能做抵押。车到山前必有路,人到难处想亲友。于志坚想了这样一个办法,找亲朋好友,借私人的房产证作抵押,以房主私人的名义贷款学校用。不过这个办法是有风险的,一旦贷款还不上,房主吃官司,他就要被连累进去。但他不考虑那么多,到了这个关键的时候也只有背水一战。创业时期,想干成点大事就不会一帆风顺。
于志坚想到了本镇上的老朋友马国宝在街面上有一栋新建的楼房。一天晚上,他到马国宝家里,马国宝正好在家,看到于志坚就说:“志坚,你一个大忙人今天怎么有时间了?”“无事不登国宝殿,兄弟遇到困难有求于你呀!”
“啥事你说,只要我能办到的,能给你帮忙是我的荣幸。”于志坚就把来意一一向马国宝说了个明白。马国宝说:“银行领导只要说用我的房产证可以作抵押贷款,那你就拿去用好了。”“国宝,你不怕我还不起贷款银行找你事吗?”“你那么大个学校,我怕个啥呀?”于志坚感动不已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