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派在两汉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壮大，它与道家的思想一样，得到了皇权的支持与认可，慢慢渗透融合到华夏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一种与生俱来的信仰。
自三国开始，整个中原大陆便烽烟四起，战祸不断。长命的司马懿熬死了曹操，刘备和孙权，窃取了魏国江山，统一了天下，这理应说是百姓的福音。但司马家族天生人品卑劣无耻，他们残暴荒淫的统治，使得国家并不多么稳定。
西晋末年，可怕的“八王之乱”爆发了。为了争夺权利的巅峰，司马氏皇族成员争相开始攻伐残杀，将原本正逐渐稳定下来的中原大陆和广大黎民百姓再次卷入战火之中。
就在司马氏的众位王爷们打得不可开胶，两败俱伤时，北方的游牧民族大举南侵。
汉民族因为占据了黄河流域，拥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因此中原百姓比之生在苦寒之地，逐草而居的少数族来说要殷实稳定得多，而且也拥有非常丰富而先进的文化。
趋吉避凶乃是动物的本能，更何况是万物灵长的人类。没有人愿意忍受饥寒交迫，而不渴望安居乐业。正因如此，一种叫做羡慕嫉妒恨的东西产生了。在野心家的可以利用和挑拨下，战争爆发了，无所谓正义对错与否，只是争夺生存资源与空间的战争，在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族之间爆发。
虽然说，在两晋之前，汉民族和少数族之间的关系不和睦，也是有仇恨的，但远没有多么激烈。毕竟，中原大地还是地广人稀，划一片土地给那些渴望安定的少数族来说并不是难事。汉武帝打垮了匈奴后，一些怀柔政策对于缓和民族矛盾是非常有帮助的，三国时曹操统一北方，对北方的少数族也一直很好。
但司马家族的统治者，不只因为什么，也许是屁股被猪拱了，他们对于少数族只是一味地欺压剥削，迫使他们不得不回到草原，愈发仇视起汉民族来。
当西晋爆发“八王之乱”，国力衰颓，民心动荡之时，北方的游牧民族大举南侵，势如破竹地便将西晋瓦解，使其不得不龟缩在长江以南，在当地大贵族王家（王羲之家）的支持下才建立起东晋王朝。北方游牧民族以匈奴、鲜卑、羯、羌、氐联盟乘西晋王朝空虚之际的南侵行为，史称“五胡乱华”。
五胡乱华对于汉民族来说是极其屈辱的，中原最为富贵之地为蛮夷占领，而曾今最为高贵的汉民族却沦为了最下等的奴隶。最为可怕的是，汉文化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甚至停滞不前。
如果仅将五胡乱华的错误归结在南侵的胡人身上，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渴望生活得更好是人类最本质的追求，也是人类之所以发展壮大，成为世界之主的原因。
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曹魏政权时，汉民族与少数族正处于彼此接触，缓慢融合的阶段。但司马氏昏聩残暴的政治策略却使得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引发了差点使汉民族沦丧的五胡乱华。
五胡乱华大概持续了一百年，直到鲜卑建立北魏始才算是告一段落。
若要真正征服一个民族，仅仅是依靠武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先进的文化。
生长在蛮荒之地的少数族在文化方面比之汉民族来说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他们在汉民族眼中无疑便成了蛮夷。骄傲的汉民族怎会允许眼中粗鄙之人在头上作威作福，冲突自然而然发生了。
少数族的统治者，因为生长环境与教育的因素，天生就带有一股子剽悍与野蛮劲，他们妄想用统治管理草原部落那种落后的方式来统治富饶的中原，这样只会愈发激起汉民族的反抗，简直就是大错特错。在面对叛乱之时，他们想到的唯一办法便是血腥的镇压与残酷的杀戮，使得民族矛盾愈发地加深，几乎再没有缓和的余地。
历史上常说东晋十六国，实际上与东晋南北相望的国家远不止十六这么少。历史上有记载，在区区百多年时间里，记录在册的皇帝便有超过百人，其他独霸一方，自立为帝者就不知凡几。在当时那个混乱的年代，国家走马灯一般更迭变换，民生凋敝这一词完全无法形容当时的状况。
没有哪个皇帝不希望自己能够久享太平，自己的国家稳定安宁，永远握住手中的权利。在那个皇帝多如狗的年代，能够称雄一方者，明显都不是弱智儿童。他们中自然有人知道国家混乱的根源，但他们却很无奈。
学习汉民族的文化从而统治汉民族，缓解民族之间的矛盾，这无疑是最正确的方法。然而，他们却不敢采用这样的方法。当本民族接受了汉文化而被同化时，真正被征服的是谁呢？
就在众统治者苦恼时，一个新兴的教派出现在了众人眼前，那便是佛教。
在这个人命贱如草芥的年代，普通百姓的生活简直就是苦不堪言。而佛家讲求的因果轮回，来世之说，无疑给了这些对生活绝望的百姓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许多人开始信奉佛教，对于今生所受到的苦楚与灾难，他们认为理所应当，他们学会了忍耐与退让，这对于统治者来说无疑是极其有利的。
有了外来佛教的加入，将原本尖锐的民族矛盾转嫁，使得民族矛盾，成为了东土道教和儒家与佛教这个外来户的矛盾。
鲜卑族的拓跋氏建立了北魏（又称后魏，拓拔魏，元魏），统一了混乱百余年的北方。说到北魏，就不得不说起一个女人，那便是北魏的冯太后，一个对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