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23日下午，宋哲元29军司令部。
华北军对如今如何走向拿不定主意，尤其是宋哲元。
日军和西北军这些年在华北犬牙交错，相互之间相互防备。当然，联系也很多，接触也很频繁。
早在1935年，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要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通过《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日本对华北加紧侵略，勾结汉奸，伪造民意，派出所谓民意代表，向何应钦要求华北自治。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因见华北形势日日复杂，借故回南京，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也离开北平；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都因《何梅协定》辞职。
也就是说，手无军权官员，要么离开，要么去职，要么投靠日本。
国民政府在华北的统治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日本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日渐猖獗。
国民政府在日本的逼迫下，11月26日取消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和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12月18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委员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南京，用人行政的权利则完全掌握在宋哲元等人的手中，算是一个半独立状态的政治组织。
最有意思的是，委员会里有大量的亲日分子，比如王揖唐、王克敏、齐燮元、程克、张允荣、陈觉生、周作人、门致中、石敬亭和冷家骥。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华北军防南京政府，和防日本人一样。在他们眼睛里，南京比日本还可怕。很快就会吃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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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全国义愤。所有人预料之中的日本对中国华北的侵略终于到来了。和民众情绪相呼应，政府立场强硬，南京命令：“固守宛平，就地抵抗。”
此时，宋哲元在原籍，惊闻事变，十分气愤，要求华北部队坚决抗战。
如今的宋哲元，做华北王已经多年了，虽然在长城一线步步退缩，北平已经是抗战的最前线。从张家口到天津，只有只有宋哲元的29军一个军。
当时日本的和他的力量犬牙交错，日本在着手筹建冀北自治政府，筹划华北五省自治，请宋哲元当主席。
29军之前因为抗战已经威名大震，军纪严明，地位稳固，不是阎锡山可以比的。
威胁他的地位的有两个，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中央军。当初东北军和中央军合谋占领中原，第一个要灭的就是他。
他现在提防中央，和提防日本一样。他抗日与否，考虑的因素复杂，他也绝不是简单的抗日名将。
因此，宋哲元很快就改**度，于七月十一日抵达天津，和日本和谈。抵达天津堠，宋哲元发表谈话，说卢沟桥事变式局部冲突，希望合法合理地解决。
是萨日，蒋委员长来电，对时局的认识很明确：“芦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日方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须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巳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平津国际关系复杂，如我能抗战到底，只要不允签任何条件，则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能坐视不理；而且重要数国外交，皆已有把握，中央决宣战，愿与兄等各将**同生死，义无反顾。总之，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救，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事，唯能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
宋哲元抵达天津，为亲日份子包围，纷纷向宋进言，要求宋留津与日人谈判。
潘毓桂：“先与日本驻北京特务机关长松井少将商定办法，”然“诣津谒宋，痛陈利害。”
香月清司于七月十二日抵达天津，向宋哲元提出下列七项要求，以为谈判的基础：
一、彻底镇压共党之策动；
二、罢黜排日之要人；
三、有排日色彩的中央系机关应从冀察撤退；
四、排日团体如蓝衣社团等，应撤离冀察；
五、取缔排日言论、宣传机关及学生与民众运动；
六、取缔学校与军队中之排日教育；
七、北平市之警备由保安对担任，中国军队撤出城外。
十八日午后，宋借参与于十六日死亡之田代皖一郎葬礼之便，与香月清司见面，日人解释为是宋对日军的单方面道歉，宋则认为是互相道歉。
宋在天津滞留了八天，签订细目协定：
一、彻底镇压共党之活动；
二、革除妨害中日合作关系的人员（冀察当局愿自动的予以罢免）
三、撤换冀察境内属于排日组织之人员；
四、蓝衣社团等排日组织应撤出冀察；
五、取缔排日言论、宣傅机关及学生与民众运动。
六、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之排日教育与排日运动。
协定采用了日本人的六条提议。
宋哲元于七月十九日晨乘北宁路专车离津赴平，车过杨村西侧桥梁时，发现炸弹，幸末爆炸。
同日上午十时，宋安抵北平。次日，发表公开谈话曰：
“本人向主和平，凡事以国家为前提。此次芦沟桥事件之发生，决非中日两大民族之所愿，盖可断言。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