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生财”也很重要。生财之道能使“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生财的目的在于富民，得民，“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因此又必须反对“聚敛之臣”。“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治国平天下者，不应“以利为利”，而应“以义为利也”。“治国平天下”的要务在于“举贤”。“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要举贤，首先要知贤、好贤、容贤，而后才能用贤。应该做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而不应“人之有技，娼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绝不能让妒贤嫉能的“小人”担当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
人为贵
《曾子·天圆》中指出：“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阴阳之气各从其行则静矣。偏则风，俱则雪，交则电，乱则雾，和则雨。阳气胜，则散为雨露；阴气胜，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霰雹者，一气之化也。”
《曾子·天圆》认为毛虫羽虫是阳气化生的，介虫、鳞虫是阴气化生的。人是倮生的，无羽毛鳞甲，乃是禀阴阳精气而生。
这就明显地突出人在万物天地中的地位。这正是儒家思想的特点。《曾子·大孝》说：“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认为人是天地间最伟大的，“天地之性为贵”（《孝经》）。《小戴礼记·礼运》中说：“人者五行之秀气也。”荀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人不是顺应自然，屈从于自然，而是能动的改造自然。“从天而倾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发现并重视人的作用，这是儒家思想的精华。
政治观
孔子是以政治为轴心，以lún_lǐ道路为本位，来构筑其“仁”学体系的。孔门弟子概莫能外。但也必须看到，即使同一学派，不仅在性格、经历上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就是在思想上也有一定的差异性。曾参为孔子的后进弟子，属大器晚成型。
不苟权贵
《韩诗外传》卷一记，曾参为养活父母仕于莒，曾当过“得粟三秉”的官职。虽有从政经历，但综观其一生，仍然是一个孔子式的知识分子形象。其根源在于他那尽守礼约、躬守孝道、不苟同权贵的思想品格。他曾声言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
这种“以仁为己任”、“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大丈夫气概，实际上并不亚于日后的孟子，甚至从这一点看，似乎可以预示孟子精神的出现。以这种精神气概为向导，便使人很难想象他会持有做官从政、苟合政治权势的贪婪要求。与《庄子·让王》篇中所述见义忘利，安贫乐道的形象是一致的：“曾子居卫，温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曳纵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声。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在“志”与“道”面前，形、利、心皆可忘记，政权官位又算得了什么呢？《说苑·立节》载：“曾子敝衣以耕，鲁君使人往致邑焉。”曾参辞而不受。为什么呢？他说：“臣闻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纵君有赐，不我骄也，我能勿畏乎？”显然，他在与政治权势的交往中保持着无私无畏、议而不从的态度。难怪《韩诗外传》说曾参五十岁时，“齐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皆不应命。”甚至对现实政治进行无情的揭露与鞭挞，孟氏使阳肤为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论语·子张》）“上失其道”，可以说是曾参对现实政治形势总的批评性的看法。在当时“礼崩乐坏”的形势面前，曾参的态度是“天下有道，则君子欣然以交同；天下无道，则衡言不革；诸侯不听，则不干其士；听而不贤，则不践其朝”（《大戴礼记·解诂》）。不屈从、不苟合、刚直不阿清醒处世的君子品格—这基本上可以说是原始儒家对待政治权势的正面态度与做人的基本原则。虽然不必一定卷入现实政治的漩涡，但一定清醒地保留着对专制政权的批评权力。
3人物名言
（一）：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与？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痹亦弗凭；不苟笑，不苟訾，隐不命，临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
孝子恶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兴焉，故恶言不出于口，烦言不及于己。
故孝子之事亲也，居易以俟命，不兴险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违之；出门而使，不以或为父母忧也；险涂隘巷，不求先焉，以爱其身，以不敢忘其亲也。
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专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
君子之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