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老头出来四年半了。杜大爷说得对，我们师徒缘或许真的只有三年，实际还不到三年，六七年的时候师父和杜大爷就被一群戴着红袖章的人带走了。
他们的批斗大会我没去，人群高喊着“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师父和杜大爷胸前挂着一个木牌牌，一言不发。最后被带到了哪里，谁也不知道。
他们斗了一辈子妖魔鬼怪，到底没斗过生活在这个世间的人！那个时代，把他们淹没了。
有人说过，那个时代像一个大熔炉，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是熔炼出来的最复杂的钢。
六五年，师父和杜大爷带着我，离了家，不顾我的哭闹，坐了很久的绿皮火车带我来到了——北京。
六六年，听说中央发了一个什么“五一六通告”同年八月十八日，我见到了那个伟人，和天安门广场的一望无边的人群。听说，那群人后来都戴了红袖章，高喊着“造反有理”。
师父和杜大爷经常捧着茶杯坐在院子里，师父说，“上海和武汉已经乱了，听说武斗死了不少人！”
杜大爷叹了口气，“当今天子这么英明，怎么……怎么会……”
我师父连忙示意杜大爷噤声，良久，才道，“有位高人曾给天子卜过一卦，太祖年老，头三根白头发抜不得，一根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我的一个哥哥不顾家人的反对也来了北京，是那被毛主席接见的千万中的一员。他在上海一场武斗中死了。
那两年，好多人自杀了。
师父是个有能耐的人，连带着我的户口也转到了北京，在一所初中上初二。
师父和杜大爷不知去向，整个北京，整个四合院里，只剩下两个半大的人，一个是我，另一个叫马志坚，我叫他马子。他比我大一岁，初三，是杜大爷的徒弟。
四合院里的东西早已经被抄的干干净净。被带走前，师父给我留了那个小棺材和这些年强灌硬塞在我脑子里的东西，师父叹气的说，才三成。杜大爷给马子留了那三枚铜钱和一本我看不懂的书。
那时候学校里早已经不上课了，我和马子靠着师父托人每月寄来的五十块钱度日子。
去年十二月的时候，那个伟人讲“"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一场轰轰烈烈的插队开始了。在当时，年轻人有两个选择，“下乡插队，到偏远山村去！或者当兵。”
我和马子这样的孩子，政审那一关是绝计过不了的。别人家的孩子，革委会的大妈一天三回的登门劝，登门说。可是我和马子，没人招理。我们是逃不掉的。
马子那年初三，算是北京老三届。刚过了年，就有人对我们说，收拾东西，准备走了。
我才初二，其实是可以晚一年的。不过，自知逃不掉，马子又要走了，我很自觉的也报了名。
那报名处的主任满脸开花的道，“成成成，这孩子思想觉悟高！”
我和马子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把我们分到一块。那人连说没问题。
没想到的是，我们这边刚落声，那边就响起一声，“哥们也要跟你们一块！”
我和马子回过头，嘿，不是黄标还能是谁。这黄标是军区大院的孩子，根正苗红，正宗的红三代。他父亲是中将，可惜，因为一个历史问题，被组织带走审查了。至今还没放出来。
黄标和马子是一届的，这个军区大院的孩子，偏偏跟我们哥俩玩得好，对脾气。
见我们看他，黄标抄着兜，胸前快着的军绿包包一晃一晃的，“怎么，哥俩不欢迎！”
“哈哈，当然欢迎，咱们一块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哥几个，走着！”
晚上，三个没有亲人的十二三岁的孩子，都喝得断片了。
我们这样的人，说不清，有人去了陕北那穷疙瘩，有人去了淮北开荒种粮，有人去了黑龙江，还有的去开发海南去了。
我们三个被分到了东北一个叫做龚牛屯的地方。那疙瘩是个什么地方？鬼知道。
二月二龙抬头，本该是剪头吃炒豆子的日子，可是我和马子还有黄标三个人背着被褥，一大早就被塞进了绿皮火车。
火车前面，大人搂着孩子哭，眼泪一把抹一把，可是我们仨，只能干瞪眼，谁搂谁去？
黄标这人可能是在军区大院里养成的脾气，隔着车窗喊，“嚷什么啊，嚷什么啊！北京爷们天不怕地不怕，背着行李闯天下！哭得娘们似的丢不丢人！”
被他这一嗓子一喊，还别说，那哭声还真就小了起来。有人挂着泪珠子豪情万状的道，“哥们说的对，怕什么！上车！”
“对，上车！上车！”男男女女的声音，在整个车站此起彼伏。
纵然不知道去何方，走着就是了。
火车上的人有大有小，大的十七八岁，那是高中老三届，小的，呵，怕是比我小的真没几个了。
半个小时，火车吹着笛，发动了。车厢里挤得能把人挤出粪。我和马子还有黄标各自拉着各自的手，生怕被挤散了。
到夜晚的时候，就有人开始下车了，车厢里才显得宽敞了点。
一天的折腾，都有些饿了，我从背包里掏出三个烧饼，一人递了一个。三人啃着烧饼，看着窗外，谁也不说一句话。
“老七！”马子揪着烧饼一点一点的往嘴里喂，脸上那颗黑痣在月光的照耀下忽明忽暗。
“嗯！”我抬头看看他。
“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