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六年是最复杂的一年，也是最紧张的一年。
刘三爷走了，和李梦凯一道回去了。走之前把那台凤凰牌收音机留了下来。
我和马子还有黄标三个人因为身份的问题是不能回去的，只能在之前姜兴国住的那个院子住了下来。
当初找到了些种子，中了一块勉强算得上“庄稼”的地。三个人撑不死饿不着的待了下去。唯一与外界的交流方式就是那台因为电的缘故每天只舍得开半个小时的收音机。
接近年底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几乎快成了野人，每人顶着到脖子跟的头发。衣服破了就补破了就补，补得像个鬼壳。
那段时间，马子夜里经常望着天上的星星出神，有时候一看就是半夜。
我问他怎么，马子说，明年可能会很不好，天上落了三颗最亮的星星！
后来证明，马子并没有说错。那年的三月八日，离我们不知多远的吉林，下了一场罕见的陨石雨。
而不多不少整整两个月前的同一天，我们从收音机里得知，那个独一无二的总理去世。
随后的四月五日我们从小所熟悉的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载入史册的运动。
那一年的神州大地是动荡的，七月份我们得知了德高望重的朱元帅去世，标子伤心了很久，他的父亲算是朱老元帅的嫡系，老元帅还曾摸过他的头。
而同一月，一场地动山摇之后，一个城市几乎从这片神州大地上消失，那一年，阴兵借道的事传的沸沸扬扬。
而当人们还未曾从这应接不暇的一则又一则的消息里缓过神的时候，九月份那个站在这个年代最巅峰的伟人的去世无疑是再一次震动了这片神州大地。
那一年，是丧年。所有人几乎都是从哀悼中度过的。
最重要的是，66年开始的那场轰轰烈烈却面目全非的运动，到那年彻底宣告结束了。十年的动荡岁月，不知改变了多少人。
八年了，我和马子标子三个人兴奋的大吼，大叫。
“我们终于可以回北京了！”标子疯了一般的围着村子奔跑，发泄着心里的情绪，“北京！我要回来了！哈哈，爷们要回来啦！老北京啊，爷们想死你了……”
我和马子一样不能平静，只是在努力的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那老头，我爸，我妈，还有哥哥姐姐。那一刻竟从未有过的想念。
来的时候，十一岁，那年十九岁过了一大半快二十。
*****************************************************
对于此处，我们没什么可留恋的。所以那年十月份的一天，我和马子标子三个人简单的收拾了下，因为实在没什么可收拾的。
我们准备回北京了。
我们走了一个星期，终于在一个阴雨连绵的晚上，我们终于看到了弯弯曲曲蛇一样盘绕在土地上的铁轨。
那列火车是运煤的，行驶的并不快。漆黑的夜空里，车上的人是注意不到我们的。我们三个忍着浑身湿漉漉带来的冰冷不适感攀上了那列火车，滚到了一块又一块硌的身子生疼的煤块上。
我们压根不知道那列火车是开向哪里，可我们依然开心的想大笑。
第二日雨停了，干粮吃完之后，我们窝在煤堆里饿了两天，在饿的准备啃煤块的时候，火车停下了。
趁着车站检货的疏漏，三个“大黑猴子”悄悄地溜出了车站。
路上的人看流浪汉一样看我们，可我们不在意，满心的都是见到这么多人的兴奋感！三个人，到底还是太孤独了些。
那感觉，恍如隔世。
黄标找到了一家金店准备换些钱吃饭，看到金价的时候，我和黄标马子都吓了一跳。
上面一个小黑板用粉笔写着：金价，550元，每克。
马子突然有些古怪的看向标子，“标子，当初你是不是把三爷的全部家当都抢了回来？”
一根小黄鱼上写着一市两，也就是三十一克。也就是说一根小黄鱼就能换一万七千零五十元。
在那个存个车子只要两分钱、鸡蛋七分钱、一个煎饼一毛钱，五十块钱够一家四口吃喝花不完的年代，这一笔钱，直接把我们几个晃得眼晕。
而标子抢了三爷三根小黄鱼，还有一大块金表。
我突然能理解当初刘三爷为什么动不动就要死要活得了。
去金店换钱的经历有些不愉快。不管是客人还是老板，看我们的眼光就像狼一样。能在这么龙蛇混杂的火车站附近开一家金店，可以想象这店老板背后的手段。
标子瞪着眼从腰间露出了没有子弹的毛瑟枪柄，再加上我们浑身上下黑的一块碳一样的形象，金店里的人突然沉默了，一个个把头扭向了别处。
金店老板呲着金牙重新笑眯眯的围到我们跟前，一根小黄鱼，在这老板眼里倒还不值得他去冒险。
可是为了以防万一，黄标把小黄鱼往老板手里一塞，很光棍的道，
“老板，哥几个都北京来的！身子黑着呢！身上家当呢，就这么些！您看着办！”
那老板眉头一挑，怎么会听不出标子话里的意思，眉开眼笑，
“小兄弟这像什么话，来到长沙这地界，哥哥自然能帮衬就帮衬！不知……”
“哥几个想回家看看啊不是！哎呦，可遭了罪了！”标子突然凑到老板耳前，用只有我们几个人能听到的声音道，“三张最舒服的车票！再给哥几个点零头！您看成吗！”
我分明看到那老板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