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水受挫了，虽然做了不少尝试但还是没能得到他希望的单独会谈，袁世凯礼貌但坚决的拒绝了他的提议。
这是他没能料到的结果。他非常奇怪，不明白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错误；他看不出问题所在，袁世凯也没有透露任何线索——然而，他仅仅只是害怕与易水单独见面；对任何一个中国官员来说，在现在这个时候与他单独见面，虽然不是严格禁止的、但也是极其不合时宜的。
看上去这是很荒谬的事情，但每个国家都会有一些自己不欢迎的对象，大多数是政客和外交官，不过也可能是其他的什么角色——易水就是大清帝国的统治者和整个官僚阶层现在最不喜欢的那一个家伙，而且绝对没有“之一”；虽然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从这个位置上退下来，并且人们很快会把他做过的事情忘掉，但现在，没有人可以取代他。
因为还没有人犯了像他那样严重的错误。
事情的起因就在于他的严重错误——当然，更大的错误在于瑞切尔，同时，马汉也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而不是满清政府正在发疯。没有任何敌意和仇恨是毫无理由的，情形很明确，他们在遂溪和广州制造的事端使易水在中国的处境变得尴尬了。
他们制造的事端，不管时间、地点还是方式，都不正确。虽然满清政府的官员几乎每天都会遇到类似问题，最后被迫答应一些无理要求或者发布几条辱国政令，或者干脆签署一份不平等协定，但那都是一些小事、小麻烦，通常县级官员就可以解决得很好，不必麻烦朝廷中央的诸位大人，当然也不会传进皇帝的耳朵里……但易水、瑞切尔和马汉制造的却是一起重大政治事件。
所以光绪知道他们做的“好事”。不幸的是，年轻而且进取心很强的皇帝陛下觉得自己被羞辱了：就在他决心奋发图强、振兴国家的时候，三个小人物却给了他一记不太沉重但很响亮的耳光，就在日本人给了他一个更大而且更响亮的耳光之后……是的，皇帝认为受到了伤害，他脆弱的自尊心被刺痛了。
理所当然的，光绪很生气，在中国，除了一个老女人还没有任何人有胆量给他耳光——当然，虽然他很生气，但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尊贵的大清国皇帝陛下既不能、也不可能把两位美国军官和一个美国女人斩首示众，即使他们就在他面前，他能做的也仅仅只是给他们一点坏脸色。
所以他就这么做了。
易水，瑞切尔.麦克布莱德，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光绪皇帝一点也不掩饰自己对他们的厌恶，他讨厌他们。问题在于，他绝不只是他自己，他的意见也不仅仅只是代表他自己的意见：他是皇帝，是帝国的最高意志——虽然至少还有一个意志在他之上——官僚们都需要顺从他的喜好，而且作为对皇帝忠诚的表现，或者一种安慰，或者仅仅只是刻意讨好，满清的官员不得不讨厌这三个家伙。
最起码，那些整天在皇帝眼前活动的大臣必须表现出他们的厌恶。
而且绝大多数厌恶集中在易水身上。尽管他是美国军官，但在搞不清楚什么叫做“国籍”的满清大臣眼里他仅仅只是假洋鬼子而非真洋鬼子，在皇帝面前痛斥他不会让他们产生心理障碍。
“助纣为虐的汉奸二鬼子”，他们如此称呼他。当然，易水从没有预料到自己会有这样一个称号，当然他现在还完全不知道，一点消息也没有得到；然而这仅仅只是全部问题中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严重的那部分。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帝党”成员、监察御使杨深秀的奏章，被许多大臣认为是无稽之谈的《时事艰危、谨贡刍议折》——“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如果一个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僚还不能看出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也就没有资格继续留在现在的受人羡慕的位置上了。
监察御使大人要求皇帝陛下变法维新！
然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如果使用一种西方式的语调发表评论，杨深秀的奏章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在《时事艰危、谨贡刍议折》之后，越来越多类似的奏章送到了光绪皇帝的桌上，就好像官员们在这一刻都想通了，发现国家已到了必须变法的最后时刻；接着，曾经发起“公车上书”、组建了强学会的康有为又成立了一个新组织，“保国会”，开始不断上书皇帝和朝廷，支持杨深秀和诸位主张变法的大人，要求皇帝立即下旨维新……
如果他们想把某些人气得中风，显然，他们几乎做到了这一点。
变法！维新！这简直就是发了疯了！极端保守的那些大臣当然被这种荒谬的、毫无道理的建议气得浑身哆嗦，少数已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的官员也表示绝不赞同——但是，也有人支持杨深秀和康有为的主张，毕竟倾向变法的大臣并不是少数，而且更重要的是，决心振兴国家而且刚受了一点刺激的皇帝喜欢它——事实上，如果没有保守派大臣全力阻止，在广州的事情发生后皇帝就已经召见康有为和梁启超了。
但是现在，保守派的大臣们知道自己已不能再阻止这种事情，甚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必须支持它：既然皇帝已表明态度，对于那些既保守但又属于“帝党”的大臣来说，他们就不得不在痛苦之中做出一个选择，继续坚定不移的支持皇帝，或者违背自己的政治意愿站在皇帝的对立面，成为“帝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