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秦朗正在这儿，在这个阅兵现场，现在他一定会偷偷发笑，乐不可支：乐队演奏的第一首乐曲，不是大清帝国的国歌，也不是军乐，而是理查德.施特劳斯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引子部分，日出[注]。
这是他的建议。没有任何理由，只是突然产生的奇异想法，而它居然被批准了。
其实他没有必要意外。他的突发奇想对u公司的雇员来说就是命令，大中国区总经理伊斯特.哈特曼想办法与清政府聘请的奥地利乐团的团长和指挥见了面，用一点小钱说服他们同意演奏这首施特劳斯一八九六年创作的交响诗。
至于接下来的事情，它很简单，乐团团长告诉辅政大臣和直接负责安排阅兵乐曲的礼部官员，他们准备演奏的曲子叫做日出，正好象征新皇帝登基——他就像升起的太阳一样将要照耀整个中国，于是对西方音乐一窍不通的官员们立即批准了。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可以肯定，除了不了解它的人，没有人对此感到满意。
但不管怎样，它还是被使用了。
伴随响亮的交响乐，爱新觉罗.载沣、他的贴身随从、十位辅政大臣，以及参加阅兵的外国公使陆续走上中央观礼台，走向各自的位置。而当皇帝和皇后在他们的御座前停下并且转向观礼台对面的官员和平民时，乐曲的引子部分也停止了——既不快，也不慢，一分不差。
为了这一刻，载沣与乐团进行了反复的演练。事实证明，那些努力没有白费。
皇帝满意的微笑了，首先转向两侧的、站起来对他脱帽敬礼的嘉宾，接着转向正前方的跪倒在地上向他叩首并且高呼万岁的官员和民众，向他们挥手致意，然后坐到御座上，宣布“平身”。
在如此盛大的集会上，又没有扩音设备，没有一个人可以听到他的声音，而且大多数人都听不见传达他的旨意的太监的声音，不过这个问题没有引起麻烦。辅政大臣、外国公使和特邀嘉宾陆续坐了下去，而那些跪倒在地上的官员和民众也在稍后一点时间站了起来。
开始很顺利，没有出现任何差错，没有意外发生——也有可能发生了意外，但都在皇帝看不见的位置。只有一个小小的、没有引起注意到的意外出现在靠近皇帝的地方，易安平，最开始，他习惯性的想要跪下给皇帝叩首，不过在注意到身边没有一个人跪下，而且王振和章炳麟都没有跪下以后，他立即把弯了一半的膝盖挺直了，将动作变成脱帽敬礼。
作为唯一一个穿着长袍马褂站在一群穿着礼服的嘉宾中的、就好像鹤立鸡群一样显眼的观礼者，他的动作本该受到特别关注，但是没有，谁也没有看他一眼。载沣不知道就在自己身边竟然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兴致仍然很高，看到大多数人已站起来便示意主持阅兵的太监进入下一个程序。
礼炮响起的时候在观礼的民众中引起了小规模的骚动：他们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炮声让他们害怕。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距离现在还不到两年，所有人都对此记忆犹新，那些响亮的声音则把它加深了。
慌乱让这些人忽略了在炮声中走向观礼台前方的旗杆的那支小到三个人的队伍：旗手和两名护旗手，拿着一面黄色龙旗。他们很快走到旗杆下方，飞快的将龙旗挂好，然后笔挺的站在那儿等待阅兵进入下一个程序。
一名太监用他的尖细嗓音高声宣布：“奏乐，升我大清帝国之国旗。”
乐队开始演奏第二首曲子。公使们与许多嘉宾立即意识到，它又是一首被错误使用了的乐曲：乐队演奏的是《共和国战歌》，至少是它的曲子。这个发现令他们面面相觑，弄不清负责挑选乐曲的中国官员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然而这个问题本身却是非常简单的：阅兵仪式需要一首国歌，但临时创作的几首都不能使人满意，不符合这次阅兵的浓重的西方风格——准确的说，是几位被请来协助筹办阅兵的军事顾问不喜欢那些曲子。于是最后，为了解决问题，礼部的官员们只好把新军的军歌拿来凑数。
他们选中的就是《共和国战歌》——只是它的调子。新军的士兵从来没有唱过或者听过它的原曲，他们听到的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伞兵用它改编的那首充满黑色风味的《》，而唱的是它的修改了部分歌词但是味道没变的中文版——秦朗将它教给雇佣兵，雇佣兵又把它传授给了新军的士兵。
必须说，礼部的官员们不喜欢改编歌曲的歌词，他们看上的是它的曲调，不幸的是他们对这首歌曲的了解实在太少了。
中国是一个不信仰基督教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封建帝国，在它的皇帝的登基阅兵仪式上演奏一首名叫《共和国战歌》同时歌词内容几乎就是赞美主的歌曲，而且用它充当的是帝国国歌，如果这件事情被捅出来，礼部的官员全都会因此倒霉——所以，公使与嘉宾才会如此莫名惊诧。
很快，他们开始猜测，这些倒霉的中国官僚到底是自己太愚蠢，还是被协助筹备阅兵的军事顾问陷害了。
他们思考着，低声议论着，而旗手和两名护旗手就在这个时候“唰唰唰”的把那面黄色龙旗升了上去，接着用比来的时候更快的速度离开，于是阅兵也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皇帝走下中央观礼台，乘坐一辆镀金的豪华马车检阅参加阅兵的三个国家的士兵。乐团演奏了第三首乐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