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心似乎有所浮动。”张景良抬头看着杨开甲，不太确定地说道：“是气候环境不适应，还是乱党的宣传起了作用？”
杨开甲沉吟了一下，模棱两可地说道：“两者或许都有吧？反正，我也是不想埋骨异乡。”
虽然湖北新军与北洋新军都建立较早，似乎可以成为南北新军的样板。尽管两者之间有共同点，但还是存有很大差异的。
就湖北新军与北洋新军的军官文化素质来比较。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湖北新军的军官主要是由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和回国的军事留学生担任；北洋新军的军官虽然有科举出身与行伍出身者，但大多数也是武备学堂出身。
至于士兵，张之洞与袁世凯的要求则不尽相同。袁世凯在其《练兵要则》中关于挑选士兵的标准是：“身长限四尺八寸以上，力大限一百斤以外。每一时行走二十里以外，年自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主要是针对身体上的要求，因此“士兵多不识字”。
张之洞则比较重视士兵的文化素质。他认为，西方军队“自将及弁。无人不读书；自弁及兵，无人不识字，无人不明算，无人不习体操，无人不解绘图”。因而他的《湖北练兵要义》第一条就是“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在一次秋操大典之后，时人对两军的评价是：北洋新军“以勇气胜”，湖北新军“以学问胜”。
再从对军队的控制来看，则北洋新军的私人化程度远过于湖北新军。袁世凯在《练兵要则》中虽然要求“士卒须以忠国爱民为首务”，但他规定将弁教训士兵的宗旨除“忠国、爱民”两条外，还有两条是“亲上、死长”。所以。北洋军“兵为将有”的私人化程度较之湘、淮军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反观张之洞，虽然在湖北多年苦心经营而练就了一支可观的湖北新军，这对他在晚清政坛的地位当然也有一些影响，但这种影响如同他所办的企业与学堂等方面的影响一样，只不过是他的全部新政事业的一个方面，而且绝不是关键的。所以，张之洞对于湖北新军的控制也远没有袁世凯那么紧。
而作为地方部队的湖北新军，所受清廷控制则比较松弛，张之洞等湖北当权派虽然也注意防范革命者潜入新军，但为了不致引起朝廷指责和干预湖北事务。他们对党人的活动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加之张之洞毕竟不是军阀型人物，并未孜孜于将湖北新军建成一种私家武装。
当时，湖北新军各标营大多驻扎在武昌城内及城郊。而武汉三镇作为现代都会所带来的新的思想文化信息可以迅速传递到军营内部，这与袁世凯的北洋六镇驻扎乡村大不相同。
既识字、有文化。管制又松，又容易接受新思想……凡此种种，使得湖北新军成为清末革命运动的一个良好温床，也就不足为怪了。
而张景良的担心在此时也不无道理，就在两月前，刚发生了轰动全国的“丙午日知会谋反案”。 刘静庵、李亚东等日知会骨干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逮捕下狱。但日知会建立于一九零五年，主要在新军、学生与会党中开展革命活动。骨干被捕，谁知道有多少漏网之鱼还潜在军中？
对于军中革命党人的担心是一方面，还有对革命军战术的不适应，水土不服造成的士兵伤病，都是湖北新军不愿再继续深入滇南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是对巡防军的鄙视和不信任，以及在已获的情报中所得知的革命军的装备和战力。
湖北新军总共是一协人马，战斗人员不过五千，虽然有上万的巡防军配合，却更令人不敢放心。
后世有这样一句话说得精僻：不怕猪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巡防军是个什么德行，有多少战力，湖北新军还是比较了解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果单独行动，比如担任侧翼、后翼掩护，你不怕巡防军溃败被革命军包围？如果混编作战，巡防军攻则无力，守则不坚，只能是摇旗呐喊的角色。甚至自相惊扰，反倒乱了湖北新军的阵脚。
比如此番“克复”石屏吧，上万巡防军竟然不敢单组一路，非要湖北新军两个标分开给他们壮胆。
兵分则势弱。张景良和杨开甲都在湖北武备学堂深造过，也去日本学过军事，这点军事上的道理岂能不懂？带着这群累赘，粮草物资消耗得不少，真打起仗来却让人心里没底。
“越是南下，物资补给线越长，被乱党切断的可能性就越大。”张景良看着地图，不无顾虑地说道：“靠巡防军保障运输线，实在令人难以放心。乱党主动退却，目的或许也是在此。情报显示，乱党不仅作战勇猛，且有数量不少的机关枪。若是对阵厮杀，胜负尚在两可之间。”
“肯定有阴谋。”杨开甲点头赞同道：“这可不是普通的民乱，更不是萍浏醴暴乱的那伙江湖会党可比。总督大人殚心竭虑，方才练出一镇一协新军，万不可因咱们的疏忽冒进而丧于此地。”
张景良想了想，说道：“我拟停兵于石屏，说是官兵水土不服、伤病日多，另外向总督大人和朝廷请调机关枪。你看如何？”
“还要向朝廷请调北洋新军前来助战。”杨开甲似笑非笑地看着张景良，“我军在滇，北洋新军入桂，则乱党顾此失彼，不难一举击破。若只我军进攻，兵力不敷，致乱党流窜，为祸更烈，恐难成功剿灭。”
张景良眨巴着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