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匈奴单于(呼韩邪、闰振、郅支骨都侯3人中，也不知是哪一个单于)向汉朝称臣，命其弟右谷蠡王入侍。汉宣帝刘询随即下诏：边塞已无寇，命2/10的戍卒退伍，回家耕田去…
春天，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上奏：汉朝祖宗惯例，京师长安的粮食都是由关东各地，经漕运运来。须运谷四百万斛、用卒六万人。可现在年年大丰收，京师的粮食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这7个郡的粮食就足够了，不用再去关东各地搞什么漕运了，这样可以让那6万漕卒最起码解放一半人。汉宣帝刘询当即批准。之后又接受耿寿昌的建议，下令在所有边郡设置常平仓。当谷贱之时，增价而籴；当谷贵之时，减贾而粜。常平仓的设置就从此时开始，一直贯穿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百姓大获其利。耿寿昌被赐爵关内侯。
4月1日，日食。刘询命丞相、御史大夫派出24个人循行天下，调查冤狱及违法官吏。
杨恽被免公职、也没了爵位，但他不差钱，生活高枕无忧。不像当年他的外公司马迁，连60万钱都凑不出，落得一个腐刑。杨恽之所以不差钱，一是他家底很厚，二是他人脉还在。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他就索性做起了生意，发了不少财…
对杨恽来说：钱算个啥玩艺，根本就没啥意思！于是乎，杨恽到处赚钱，更到处花钱。花钱只图花天酒地，好不痛快！
杨恽是挺有钱，但汉朝最有钱的不是他，而是张安世。当年，张安世富可敌国，可他老人家仍很低调，舍不得乱花一个子儿。他那样做是为了啥？保命哪！哪像今天这个杨恽，心里有点不平、口袋里有几串钱，就到处乱走乱花，还乱说话，这可危险着呢！
有个人一看杨恽如此不谙世故，心里不禁着急，给他写了一封信。劝杨恽做人要低调，最好能装出个可怜相，让皇帝看了有怜悯之意，说不定哪天还会东山再起的…
给杨恽写信的人，是安定郡太守孙会宗。人家的确是一番好意，哪知杨恽看了，先是仰天长笑，接着大笔一挥，给对方回了一封长长的信。杨恽写的这封信很出名，史曰《报孙会宗书》
杨恽这封书完全是模仿他外公司马迁那封著名的《报任安书》写的。当年，任安因巫蛊案牵连下狱，司马迁悲从中起，挥毫而就，写下惊天地泣鬼神的《报任安书》！司马大师顶天立地，充满了无限的战斗精神。他从替李陵辩护而受腐刑说起，猛批刘彻寡恩无情，泄尽心中所有不平之气…
凡是经典文章，必有经典词句。在生与死面前，司马迁在文中振臂高呼“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千年后，******借用以言，高度赞扬了张思德同志。此话经毛主席一传，便天下皆知，红遍大江南北…
不得不多说一句：如不是杨恽，司马大师的《史记》可能永远都无法面世！司马迁死后，他的《史记》及来往书信都被藏在女儿司马英家里，于是司马英的儿子杨恽就成了《史记》等作品的第一阅读者。杨恽每每读之，总要扼腕叹息。于是有一天，他向汉宣帝刘询上书，要求公开发行《史记》。很幸运的是：刘询不是曾祖父刘彻，刘询批准了。《史记》终于横空出世！
从文风来看，杨恽《报孙会宗书》继承了自己外公司马迁《报任安书》那种慷慨激昂的战斗精神。但杨恽还没来得及把信寄出时，他就出事了！
杨恽并不知道：当他到处花钱买醉、纵酒作乐、发泄郁闷时，有一双眼睛，不对，是无数双眼睛正在死死的盯着他。那些眼睛，来自长安！
当初，杨恽扬眉吐气之时，爆过多少人的多少料，估计连杨恽本人也记不清了？所谓你做初一，我便做十五！所以那些人空前团结，决定要在杨恽落井之际，一起搬起石头狠狠往井下砸！
看来，孙会宗给杨恽来的那信，不是闲来无事的，他肯定是嗅到了不祥之气。果然不久，杨恽就被告了，说他骄奢无度，不知悔过。这个还不算啥，人家还给他安了一条：4月1日的那场日食，肯定是因为杨恽才有的！
日食跟杨恽有什么关系？现代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可古人不一样，凡是天上出现不祥之象，总能跟地上的某人、某事扯到一起，于是不幸的，杨恽就被扯上去了…
很快的，就有人来杨恽家搜家。结果一搜，就搜出那篇《报孙会宗书》。搜家的人简直如获至宝，马上把它送给皇帝。刘询一读，气得不禁拍案而起“娘的，这个杨恽，简直就是找死”
如你是刘询，你也会火跳三丈。司马迁借《报任安书》骂的是刘彻，杨恽借《报孙会宗书》大骂的是刘询！杨恽骂人水平一点也不比司马迁差，他还引用古诗，把刘询骂绝了！此诗如下：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翻译过来就是“我在南山上有一块山，整天辛苦劳作，但满田的荆棘野草，多得无法清除。于是，种下一顷地的豆子，只收获一片无用的豆颈。哎！人生还是及时行乐吧，等到享受富贵，谁知还要等到啥时侯呢”
这不是种田的诗吗？怎么扯上骂人的话了？如你这样想的话，那中国就没有文字狱了。中国古代文人骚客，很多时候他们并不是为文而文。写文也好、作诗也罢，都是有意图、有目的的。那就是不平则鸣，不骂不爽！但他们是读书人，不是街头泼妇，不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