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晚上袁正歪在沙发上，告诫我，要是你以后写出名了，可不能做杜鲁门·卡波特这种人，他人即地狱，上流社会容不得你这种赤子之心的人，他们往往阳奉阴违，口头夸你，背后却握着把尖刀呢，随时准备捅你一刀。
我说，你放心我以后顶多跟随梭罗老人家的足迹，以后在深山老林里搭个窝棚，养两只鸡，种点红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放心吧，我做不了卡波特。
杨尘君问我可不可以收留他。
我说一定带你玩啊，那还用说。
说完我们握了握手。
我问：“你跟我玩了，你那女朋友怎么办？”
“三人行！”袁正在旁边扯着嗓子吼，吼完之后淫笑起来。
杨尘君马上一脚踹了过去，袁正一声惊叫，一屁股滚到了地板上。
经常闲的蛋疼的人，有必要知道卡波特的人。他是美国一个腹黑的因开创了“真实罪行”类纪实文学而成为了好莱坞的宠儿。
作为一个作家，他最大的能耐不是写，而是交际。作家跟交际，在我看来简直水火不相容，就跟和尚尼姑去沃尔玛卖猪肉一样不和谐。
卡波特写出名后，常跟上流人物打得火热无法自拔。
作家的毛病跟胸大无脑的女人差不多，要不是清高恶文化的光环的支配，很多作家比妓女低几个档次。
卡波特自认为跟上流社会交往密切就能怎么怎么样了，将多年未完成的《祈祷得回报》片段发表在美国esquie杂志上，把那些豪门显要朋友的糗事揭得干干净净。
上流社会恼羞成怒，认为神经质的卡波蒂夸大其词，于是合力一脚把他踢出了名流圈。
卡波特郁闷不已，开始无节制地酗酒吸毒，各种讼案缠身更让他身心俱疲。晚年的荒淫纵欲与不知节制，使卡波特与无数才华洋溢却心高气傲的艺术家一样悲剧谢幕。
1984年8月25日晚，卡波特因用药过度猝死在女性友人家中，享年59岁。
卡波特一向以敢说话闻名，他发明的一个词语经过中国的文艺青年包装后，红得发紫。他曾批评同为作家的朋友詹姆斯·鲍德温，认为他在破禁忌的重口味做法“不但很粗俗，而且闲得让人‘蛋疼’(ball)”。
于是，闲得让人蛋疼在中国大地上肆意横行，不可一世。
说到蛋疼，大学生活可以描述为人生的最蛋疼时代，真的可以闲得让人的蛋蛋疼得掉下来。学霸除外。
当期末查到成绩是59分时，你才发现不仅蛋疼，心更疼。
我记得第一学期袁正就中招了，《高数》59分，他气愤地在宿舍狂骂那秃头老师，还骂学校我去你妈中文系还开高数课妈的不是建筑工人也要学美甲美容吗。
就这样，我们三个人窝在沙发上回忆起大学生活，颇有感触。然后又为三个大老爷们儿这么多情善感而自愧难当。
我们仨百无聊赖，聊完体育聊女人，聊完女人又聊电影，聊电影时又聊到了女人。
最后没聊的了，不知道怎么扯掉了放屁的话题上，开始比谁放屁的声音响亮。
在古代中国，变态的皇上跟妃子交配时后者不能放屁，不让要终生打入冷宫。因为放屁会影响皇城之内的和气。
文艺复兴之前，西方一直存在着左右两翼围绕“禁屁”和“倡屁”两条路线进行殊死斗争，并在伊拉斯塔斯出版于1530年的《儿童礼仪》一书的有关章节中达成了妥协：“悄悄放屁是一种美德。”
日本人比较另类，江户时代的奇葩神作《屁合战绘卷》上描述了日本古代一次用屁作战的场景。在这组画面中，交战双方通过放屁相互发飙，用屁把对方吹得人仰马翻。
不仅如此，日本还有职业放屁人，他们用屁模仿各种鼓声、音阶、鞭炮、狗吠、公鸡打鸣等。
最后，我们讨论人为什么要放屁。
杨尘君说：“人类吸入了太多浊气，人体把浊气净化成了清气通过屁放出来，所以屁虽然臭，却是这个世界上最干净的东西。”
我们表示同意。
杨尘君常年吃素，中气不足，尽放哑屁，在放屁大赛中甘拜下风。
袁正这厮压压肚子，憋足了劲，只听得汽车马达般的噗噗声传来，床都被震动了。他说：“老子拔塞子都是保时捷超跑的声音，你们服不服。”
袁正拿到了放屁大赛的冠军，奖励是我跟杨尘君让他一周。
袁正高兴得不能自已，问我们让他一周什么。
我说：“让你一周义务打扫宿舍卫生。”
气得他哇哇大叫。可是，他一个月不回家，结果家务重担还是落在我和杨尘君身上。
放完屁，人没气儿了，更加百无聊赖，袁正又开始给我们灌输泡妞大法。他说：“作为室友，我为你们两个还是处男而感到深深的耻辱，每当我看到你们悄悄撸管的熊样，这种耻辱感就更甚。特别是你，君君，跟女朋友分分合合，也没把她办了？”
“等到结婚后吧，我……”
我说：“你能把我和杨和尚变成非处男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死心吧。是吧，杨和尚？”
杨尘君其实并不是那么文绉绉，跟我们聊开了同样什么都能聊，他说：“对，我已经把第一次想得很美妙了，跟自己的爱人在花前月下，灯红柳绿……”
袁正懊恼了：“老子怎么遇到两个这么闷骚的室友，走，我带你们出去见识见识。”
“见识啥？”我问。
“放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