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世，人们对于宋朝的评价基本是军事和经济褒贬不一，但对于文化的繁荣的称赞却是众口一词。首先，大家平时遇见最多的恐怕就是宋词了。其实，宋代不止宋是承前启后的一个时代。宋学下面有道学之后有理学。
道学是宋学的一部分，而道学后来又发展出理学。明朝的心学，其实也可以追诉到理学道学之中。而同时，宋代也是开启中国后一千年里，教育的繁荣。首先是，突破前代的“公立”教育到民间私人教育。到北宋末，私人教育的书院，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但是让赵昺惊诧的是今日学乱，却正是与此有莫大的关系，甚至隐有是学乱发生的根源。按照他们所言赵匡胤以陈桥兵变，得开大宋皇朝，这却使他心身警惕，于是制定了一个重要的国策，贬抑武人参政，建立一个士大夫政治制度，全国地方长官一律任用文臣。
国家一时要普遍起用那么多文臣，而宋承五代长期的战乱，一般人都不喜欢读书，书读得好的就更少。所以朝廷为实行既定国策，就必须一方面广开读书人登仕的途径，一方面竭力提倡读书的风气。真宗赵恒御笔亲作《励学篇》更是传布天下，迷醉天下士子者几近千年。
在元丰时期，官学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太学生的人数逐渐增多。到了徽宗崇宁年间，蔡京又掀起了北宋“兴学”的高潮。蔡京先以“古者，国内外皆有学”为名，奏请朝廷，在州县设置官学；又对教育升迁制度加以规范，形成了县学考生升州学，州学考生升太学，依次进阶的考试模式，进一步完善了三舍法。
成为一个太学生也是不易，要么才学出众，要么家世要好，当然朝廷对这些‘准官员’同样照顾有加。首先，太学生的经济生活有所保障，太学生一般情况下享有免役的优惠政策，因此经济上还能过得去。不仅如此，太学生有时还能得到政府特殊的优待，太学有每月贴支的‘养士钱’；每逢省试，政府要贴支生员的住宿钱。地方上也会拨钱修建州学屋舍，贴支笔墨和饭食钱。
而生活上的自足和安稳，使得宋代的太学生有了更多的精力去关注现实；而免役的特权又使得他们充满了自豪感。此也成为宋代太学生参政的经济前提，这些让赵昺突然生出种太学生闹学乱竟然是‘吃饱了撑的’，朝廷掏钱养了群‘白眼狼’的错觉。
此外太学一般设于王朝的国都，太学生在官学之中，不仅仅能够得到系统的学习，且还能凭借其所处的环境，获得较为宽阔的社会视野，并且容易受到上层统治者的赏识，能够获得绝佳的晋升机会。加之太学生多为官员子弟，而太学的教师也多为朝廷官员，这也成为太学生地位较高的原因之一。
也正因为谁也不知道哪位学生突然一天飞上了高枝，成了新贵。自己当然也犯不着去得罪那些潜力股，而敬着养着，却说不定还会成为自己的助力。在此种观念下，却让太学生也洋洋自得，有了指点江山，评论朝政的yù_wàng，从而敢于投身政治活动。
不过赵昺以为北宋时期，太学生尽管参政热情很高，敢于针对时弊上书，但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毕竟这一阶段是以官学为主。而皇帝对于学乱的忍让除了出于祖宗之法的考虑外，也是为了对其加以利用，使之成为制衡朝中重臣、维持自身统治的工具。
不过在靖康年女真渡过黄河，攻陷汴京，掳走二帝后，形势发生了逆转。高宗皇帝在金兵的进逼下，南渡建康，又由建康逃至扬州。建炎三年再由扬州逃至镇江，然后经苏州，逃至杭州。接着至明州，到昌国下海，才躲过金兵的追击，最后避难于杭州，绍兴八年正式建都于此。
前后经历了多年之久的逃亡生活，高宗皇帝自然顾不上什么百年大计的兴学设教了。直到绍兴十二年，才将临安府学增修为太学，第二年又增建国子学，增收太学生。州县学也相继恢复和重建，但是太学和州县学多有名无实。
赵昺以为在这个时候，高宗皇帝对于兴办官学的态度并不积极，而导致其思想的转变既有现实的问题，也有政治上的考量。
北宋兴学运动，提高了官学的社会地位，官学学生论陈时政，已成风气，尤其是太学生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至南宋时，太学生伏阙上书，干预朝政的声势更强烈，造成相当大的社会影响，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使他感到与其发展官学，不如鼓励读书士子在深山寂林创设书院闭门读书、潜心修养更为可靠，至少可以减少许多麻烦。
另一方面还有经济上的考虑。北宋兴办官学，上自太学，下至州府县学，一切费用概由官府负担，需要大批经费，而国家经济实力又不足以维持数量众多的学校。南宋时，国家财政更为困难，尽管高宗曾宣称：“朕不惜百万之财以养士”，究竟不免因实际困难而发生动摇，以“军食未暇，国家削弱”为由缓议恢复官学。
此外在民间，许多名士大儒也认为官学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国家“建国君民”、“化民成俗”的需要，读书士子也深感在官学难以学到“德行道艺之实”，也对官学失去了兴趣，多自寻名师，求学问道。而有识之士在激烈抨击官学教育弊端的同时，转而积极从事私人讲学活动。
基于此，从政治上高宗皇帝总结北宋发展官学，而忽视书院，造成更多的社会矛盾的教训中，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