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普遍使用“水平”（水准仪）、“望尺”（照板）、“干尺”（度干）等仪器来测量地势的高低，沈括又以“互同”取代“道里”，可视为现代的等高线标记。当下郭守敬虽然能够准确测量各地纬度，却无人将此成果运用于地图绘制，而此时期地图的最高成就为朱思本的《舆地图》。其长处在于，因朱思本勤于实地考察，山脉、湖泊、河流的位置、形状与距离绘制较为准确。
赵昺来到这个世界，他清楚地图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因此对此十分重视。而由于传统和观念上的制约，他不敢直接引用西方的投影法，而是以借鉴了明代罗洪先的‘计里画方’法。
这种方法依然是脱胎于制图六体，只是罗洪先开创了系统使用图例的方法，并全面采用“计里画方”法，比例尺的设立也依地图之范围大小而异，便于拼接和解读。其的绘图原则总图以每方为五百里，分省图每方百里，其他专题地图分别采用每方四十里、百里、二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不等。
计里画方法在中国沿用千余无所替代，放在如今技术迭代日新月异的环境下固然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古代，既然能满足地图使用者的需要，也没有什么动力促使它非被取代不可。客观地讲，计里画方法未考虑到地球曲率，除中心部分较准确外，愈往四周变形愈大，也就是江朝宗发现的问题所在。
而就在同时期的利玛窦带着欧洲的“现代”地图来到了中国，但是当外来的技术革新摆在眼前足以成为一种动力之时，当欧洲的现代地图技术及其所承载的世界观念与中国发生交汇之时，当中国本可以吸收这种技术使自己更快参与到现代地图的发展进程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之时，中国却在皇权的一意孤行之下放弃这个机会。
结果显然就是现代地图形成过程中，是欧洲人在世界地图中描绘着中国，有关中国的文献和图像以及欧洲人在中国的实际经历体现在世界地图制作中。中国的传统制图技术并未真正参与此过程，即便卫匡国以明朝地图为材料，也必须要用欧洲的方法重新校正。
赵昺就是参考当下的地图，然后利用投影法来重新校正，所以宫中的地图所呈现的格子不是规整的方格，而是考虑到了地球的曲率，在图上就近似于梯形。而要解释这个问题，就绕不开地球是圆的这个问题，而这与古代中国天圆地方的观点相背离。
赵昺知道自己虽然不至于面临西方世界被烧死的命运，但也会被认为是一个疯子，这也是他迟迟不敢擅自动作的原因。可他想了想，眼前这几位皆可以说是自己的亲信心腹，不会在外胡言乱语，且随着他计划的铺开，有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让他们早知道一些也并无不可。
于是赵昺叫过一个小黄门，对其耳语几句，让他去取一件东西。好一会儿，小黄门捧着一个一尺见方，二尺高的木箱进来，放在了案上。当他将木箱打开，众人的好奇的目光，转而变得疑惑，皆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