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一直想通过系列的制度改革重新构筑大宋的国体，按说在白费待兴之际是最好的机会，但是他发现难度之大不亚于在琼州的吏制改革，那还是仅在小范围内执行。而要想在整个江南大范围的推开，就要面对更多的反对者，且政权更迭，战乱刚刚平息，民心思定，国家也需要休养生息；军队同样要扩编整训，这时候在争论声推出体制改革，又怕引起动乱。
跟着几位师傅学了多年经典，赵昺清楚无论是古代的大经学家还是帝王，对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似乎只有一种解读：《诗经》毛传注解：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知烹鱼则知治民；唐玄宗：烹小鲜者，不可挠，治大国者不可烦，烦则伤人，挠则鱼烂矣。此喻说也。小鲜，小鱼也，言烹小鲜不可挠，挠则鱼溃，喻理大国者，不可烦，烦则人乱，皆须用道，所以成功尔。
连昏君宋徽宗也以为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溃，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惑。历史上各家解读也是大同小异，不外乎上面这些说法。而说了半天都是言烹鱼不能频繁地搅腾，否则就会碎掉烂掉，不便食用。由此推及，治理国家不能烦扰民众，否则无法成就大功业，就是治理大国不能频繁盲目地折腾。
在常人看来说得不错，谁愿意吃一锅分不清刺儿和肉的‘鱼糜’啊，人们往往也都会根据自己的直接或者间接经验，想当然地认为这不是明摆着的道理嘛！由此推断出国家也是如此，当政者天天折腾百姓，老百姓不得安居乐业，社会怎么会能稳定？经济怎么能发展？因此，大家都会不假思索地接受上述解释，认为这道理既正确又深刻。
不过赵昺却要说一句，你肯定没有做过鱼。而肯定也有人不服，我们没做过鱼还没吃过鱼吗？而他是做过鱼，且是前世还度过一段近海先吃鱼的日子，‘潦倒’的他自然也就没有挑肥拣瘦的权力，逮着什么样的吃什么样的了。以他的经验看，其实凡做过鱼的人也都知道，大鱼比小鱼更怕折腾，更容易碎掉。
你煎一条数斤重的大鱼，跟做一条只有小拇指大小的鱼比一下，就会知道两者的区别。小鱼体小肉紧，翻搅几次没多大关系，仍然能保持完好无缺。然而大鱼翻动两次就可能先断成两节，当然大厨和美食达人除外，再翻的话就……就看你想吃肉，还是想喝汤了。
因而赵昺基本断定老子肯定是亲手做过鱼的，而像唐玄宗和宋徽宗及一众评论家都没有这个经历，他们对这句话的理解可能就产生了歧异。而偏颇正是忽略了句中两个关键字——大与小，从而产生了不同的答案。在日常生活中，想吃大鱼，一般一条足矣，至多两条；但要吃小鱼，就不能以条论，而是要论斤称了，且一斤也要几十条。
在烹制大鱼的时候，一条鱼直接下锅炖就好了。可小鱼若是一条条的去做，不是脑残或是闲的蛋疼，那就是密集恐惧症，排出这些特殊人种都会将几十条小鱼一股脑的倒进锅里。而在烹大鱼时，你只用眼盯着一条鱼就行了，且看得明明白白的，烹调过程相对比较简单。然而烹小鱼时，锅里一大堆，你就必须适当搅动，照顾到众多的小鱼，让每条小鱼受热均匀，不至于贴近锅底的烧糊了，而上面的还是生的；此外汤汁也要浸没所有的小鱼，不至于有些鱼味儿重，而有的却淡而无味儿。
所以赵昺以为这才是“烹小鲜”和“烹大鲜”的最显著区别，也是老子比喻的精髓所在。如果老子就是想说明“治理大国不能折腾”这一道理，那么他的话应该是“治大国若烹大鲜”，因为这样更加贴切，才能准确表达他的思想。然而事实上，老子却用了“小鲜”来比喻，显然他是另有所喻。
赵昺以为若说“治小国如烹大鲜”，这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国家就像琼州那么大，照顾好了岛上的子民，‘全国’的人也就基本都沐浴在皇恩之下了。然而治理大国就像烹制小鱼一样，幅员辽阔，庶民众多，要照顾到每一个百姓，这样难度就要大很多，当政者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做出更大的努力，让那些偏远地区的百姓得到跟皇城根下的一样的待遇，使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能得到适当的照顾。
中国人向来有个传统不患寡患不公，也就是现代人常说的仇富，而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引发社会矛盾，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几乎都是以人民揭竿而起，强行均贫富为结果，重新换了皇帝。赵昺前世当了一辈子屌丝，做梦都想去杀富济贫，与他们共享发展成果，想想此时此刻的人也必然不会差多少，自己不为他们均贫富，人家就要替自己均贫富了。
所以赵昺以为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自己两世为人的体验，他以为社会成果应该让每一个人感受到，并能公平的享受到。而当政者要作为维护公平的执行者，避免有些人获得暴利，穷奢极欲，另外一些人却劳碌终日难以果腹。而要做的这些就要有一套合理的国家体制，有一套保障国家机器自发运转的良性规则，而且这一规则能够一以贯之，不因人而废，因事而止。
不过赵昺十分清楚自己的斤两，从老子提出这种理论到自己前世总有几千年了，其中不乏名士贤达及圣王明君，但仍然无法完美解决，能做到相对公平的人就可以叫做明君了，那个时代被称为盛世。而要自己去做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