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文化的现实悲哀张宝同2018.2.12
李白既不是富翁，也不是穷人。比起现在大多数饮酒者，李白显然是不缺酒钱。李白四海云游，身上总是背着个钱袋，不像孔乙已那样，连喝酒的钱都常常拿不出。不论古今中外，都会有一些喝酒把家喝得倾家荡产的酒鬼，喝酒是一种奢侈的生活方式，毕竟酒的价钱并不便宜，稍微好一点的酒，一瓶少说也得几十元或是几百元。一般的寻常百姓还是消费不起。我们看到有些人三天两头地喝酒，那肯定喝的不是自己花钱买的酒。我记得教育局有两三位很牛的科长，他们喝酒喝上了瘾，以致每天都离不开酒。每周有七天，他们七天晚上都有酒局。教育局下属有七八十所中小学校，学校领导为了争取资金、师资和办事方便，年终或期末总要宴请他们。于是，他们就把这些学校像排轮班一样排好。等这七八十所学校请过，差不多一个学期就过了大半。接着，他们又开始下校检查，继续让学校请吃请喝。我们去过一家豪华酒店，服务员告诉我们某某科长天天晚上都在他们酒店喝酒，而且那个包间就是某某科长的专包。每个单位都有一大笔招待费，专门支付迎来送往。有些牛气一些的上级领导，几乎是排着队被下级单位宴请。要不，那段时间就流传着这样的段子，“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
在中国，酒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很早的上古时期，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人们迎接贵客用酒，为亲人饯行用酒，叙谈友情用酒，庆贺节日用酒，亲朋好友聚会用酒，生意场上应酬也要用酒。帝王将相离不开酒，文人雅士离不开酒，英雄豪杰离不开酒，就连市井百姓也离不开酒。只要有男人的地方，就应该有酒。酒最能体现男人的侠爽豪气。
人们说无酒不成礼，无酒不成宴。因为酒可以营造一种礼仪、一种氛围，一种心境和情绪。这是中国酒文化形成的必然和途径。中国酒文化的核心是怡情和劝酒。比如王维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比如杜甫的“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还有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怡情是让客人高兴，劝酒是让客人畅快。如果这两个目的达到了，就说明这酒喝好了，大家都心满意足了。而诗就担当起了这种怡情和劝酒的职能。所以说，诗是中国酒文化的精髓，离开了诗，酒还能有多少文化？
可是，在当今的酒中，几乎品味不出一点的儒雅和诗情，全是酒的浓浓气味。劝酒的风格直截了当，直奔主题。如“感情深，一口闷”，“屁股一抬，重新再来”，“宁可胃上烂个洞，不叫感情裂条缝”。有的女士跟领导碰杯，还会说出“领导在上我在下，您说来几下就几下”这种让人感到意味深长的话。如果李白和王维在世，面对当今这粗俗的酒文化，不知会发出怎样的感慨。据说内蒙人更加豪爽实在，迎接客人时，啥话不说，主人拎起一个大碗，先咕咚咕咚地喝上三大碗，然后，再为客人敬酒。客人不喝上个一醉方休，主人就不会让他出门。
显然，在当代的酒中，经典的诗情已经销声匿迹，与古人那闲情儒雅的酒风相比，现在人们似乎不拘一格，更加地豪爽粗放。古人把饮酒当作一种休闲和消遣，而今人们喝酒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攻关和交往。古人的时间多得往外溢，一边喝着酒，一边观花赏月作诗对歌，一喝就能喝上一整天，而且喝醉了，就倒在人家的床上睡下了，哪怕一觉睡到第二天的午后或是傍晚。而现在人们喝酒，要么是想麻痹一下自己的神经，获得一些迷醉，要么就是有着很明确的功利和目的。
其实喝酒向来都有很明确的功利和目的。我们请人喝酒，希望别人能喝得畅快，喝得高兴。只要客人高兴了，有些办不成的事也就好说话了。据说，中国研制歼10战机时，遇到了一些困难，想购买俄罗斯的苏27战机。可是俄罗斯人只想卖苏29，不舍得把苏27卖给我们。中国代表团坚持要买苏27。于是，俄方团长在中国代表团宴请时，想通过喝酒回绝中国人。因为他们用这种方法曾打消过越南和印度人的念头。他们要同中国人拼酒，喝的酒是浓度最高的白酒和啤酒相混的“约尔什”。结果中国代表团的一位叫林虎的将军为了能把苏27搞到手，竟然一连干倒了俄方17名成员。迫使俄方不得不把苏27卖给中国。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一出叫“鸿门宴”的酒宴。本来，范增想通过设宴杀掉刘邦，可是，项羽几杯酒一喝，头脑发昏，被刘邦的几句好话一哄，就搞不清东南西北了，不但放走了刘邦，而且还出卖了在汉营卧底的曹无伤。由此可见，喝酒可以在酒桌上为自己谋取利益，也可以让自己迷晕误事。
当今人们请人喝酒都会有个理由和目的，要么是相聚叙旧，要么是有事相求，要么是报恩答谢。所以，在别人请你喝酒时，你一定要弄清对方的目的和想法。如果你一旦喝了人家的酒，人家向你提出让你为难的事情，你就不太好回绝别人。如今，人们兜里都有些钱，喝酒也算不了是什么难事。即使这样，还是不要喝酒，喝酒有瘾，喝酒有害，喝酒误事，喝酒惹祸。当今社会，有多少祸害不是出自于饮酒？
有人会问：既然饮酒有害，国家为什么还要产酒？这是一个愚蠢到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