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间将石进宝的密域公诸天众后，杨元这封疆大吏的职权被极大的削弱，因为私人密境的对外通道对入居的百姓军臣而言一直是个“传说”。版图当然能公开，但版图之间绝不能存在“生死门户”。就是说石进宝的密境对百姓而言不能成为不能进出的国度，作为郑氏江山的主人也不允许臣子们私自设立“社稷”。
天使前来传旨训戒“杨节度使”之后，附魄杨元才真正领略到小明王作为天子的神威，他不仅能一道圣旨免了“杨节度使”的职权，还能远距离“发功”转换了他与朱慈炅的魄位。
虽然成了“白身”，还受到没有带好“猪头”的密讯指责，但能重新拥有身体还是非常值得庆贺。
后面的事情杨元已经再难作主，最终洞府工场主城门被移到了内城的外面的护城河之外，直接向城北的山内开挖一个六万平米的“防空洞”，因为那个通向魏境的地下暗道不便让更多的军民所知。
一月之后，当第三批粮食盗购至港，六万平米的洞府便已完成，六百米的长度有一百八十米在城内，于是内城有了两个“北门”，这是外城所不可能有的优势。
凡仙们还为郑国制造了大量的铺路石板，郑国必将成为一个“超时代”的文明古国，只是这一切仅仅局限于郑国上下的交通设施。
杨元很清楚小明王的想法，他想做皇帝就不会去办学堂，国民素质提高后他的帝位就不会太稳，外面他的王国就没法得到完成的控制。
朱慈焯忙于建立郑国，不停地以金银、木材、石材与外界交换粮食布匹，没有太多地把外面的臣子引进来，其实是不愿他们迅速的老死。
知道石进宝的境域不受郑境的岁月所拖累后，便决定在“金陵”增建一座宫室作为离宫，浪费了两个通道连接了紫微宫（入居下九州后凤城宫被赐名为紫微宫，朱慈焯在自己的地盘信仰国教）与兰陵王宫间的皇室人员通道。
三天前朝廷版旨：立道家密境为吴国，敕封原魏献帝冉智为吴王，设王府于姑苏城内，食邑三千户；封杨元为广陵郡王，设郡王府于广陵城内，食邑千户。拜领山海关特别行政区总督，掌城关镇、吴国军政，设总督衙门于山海关内城；
两国均按郑之外姓郡国制税十取五。另恩封原冉魏兰陵公主冉氏为兰陵女王，建兰陵王府天金陵，暂为帝之离宫。城关、吴国两境均为郑皇室**妃嫔之食邑，将由郑国皇后管理。
只是在十几年内朱慈焯一直都不清楚那个单行通道的出口在哪个时代的哪个地方，把这个出入口全权交给了桑达控制与管理，杨元、石进宝等几名凡仙进出进行对外的商贸活动。
这个时期的郑国只能实施配给制度，只有杨元领兵征魏才有了万余两银子的缴获。虽然多用于粮棉的购买，但马匹、兽皮及山参的交换，半年封疆大吏的生涯仍是郑国文武中的最富裕的官僚。
其他各州当然也有不少启动资金，却不能象杨元那样占为已有，今后的缴获想占为私有已不怎么容易，就连冉魏的人畜都将为“郑皇室所有”。郑皇室为了江山的建设银根非常短缺，为统一贷币还得让日月堡增造“同治钱币”，在郑国使用的钱币都加铸了“内”字标记。
朱慈焯当初没想过会成为日月岛国的国主，早将国库与内库的财务钱币分割得清清楚楚，崇祯财政管理上的失策直接导致了“军臣不力”而失国的教训。
明末的官绅勋臣拼命地敛财，很多人都以为明皇室富有天下，占有国库内库的钱粮，立国近三百年定有花不完的金银。因此东林党“遗毒”在扳倒阉党之后便免去了本就少得可怜的商税矿税。而明末的工商业已经非常发达，官绅勋臣所经营的工商经济才是明末经济的主体，将明末的“三饷”强加在失去土地的农民头上，难怪李自成带有欺骗性的“开门迎闯王，三年不纳粮”的牛皮会把大明皇朝“吹倒”，几百年后也有类似的牛皮把另一个皇朝吹跨掉。
那个年代普通百姓不可能成为社会经济的主流，特权阶层富绅才是商业市场的主导，朱慈焯无可非厚地把重税压在勋臣与商业官绅的头上。因为他清楚如何对付“商人重利”这个社会顽疾，也因为古代社会在科技教育上的落后才会出现“皇帝”这个角色。
站在历史的高度，朱慈焯细细地对明末百年进行了考研，发现如果没有“我大清”对本民族灭绝性的屠杀，加上几百年的奴役性统治，华夏汉族不可能会落后于西方而成为世界首个“君主立宪制国家”。
杨元成为第一个为皇室建造行宫的地方官员，这就表示城关镇将成为郑国与明廷的双重“直辖”地区。实际上他是郑国唯一的“总督”，朱慈焯对“自己”的前途作了非常光明的定位，只是这个附魄杨元总是误会皇上对他的厚爱。
建造行宫便有了“内库”六百万元的贷款，其实是各州治下的建设基金，于是上九州在山海关有了第一家支行，郑国“皇家银行”的高管都来自郑皇宫内务府衙门，执行总裁便是兰陵女王冉悦。
山海关支行真正的总部一直设在金陵城的兰陵王府西院内，它与紫微宫凤城殿只有三百米不到的距离。而外界一直以为陪都凤城地处“长江”上游，或许在广陵郡府附近，据说行船至下关兰陵女王府码头的水路仅有六十里。
杨元对正在改建中的吴国各地的城池交通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