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尊臣卑，主尊奴卑，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最基本的阶级定位和规范。
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可以支配奴隶的生死大权，因此奴隶就必须绝对地服从于奴隶主，从那时候起奴性就产生了。
到了封建社会，主宰人生死大权的人变成了皇帝，长期同封建制度残酷的磨合中，中国人找到了一个适者生存的技巧，那就是自愿卑贱，自认为奴。
从出生那一刻起，便受到传统文化的各种教训，忠君、孝父就成了人生的目标的责任，从小惟命是从，经年累月后，就习以为常，奴性也早已深入骨髓，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它便成了国人普遍的遗传基因，然后生生相衍，代代相传，不过这种奴性的最大推手还应当属早已经被曲解的失去了原有是非观的儒家思想。
自汉代以后，汉武帝遵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学说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从而也使皇权实现了对百姓的精神统治。
儒家文化中的君本位思想，其实都是以君君臣臣为规范的等级制度，都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所以才有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可笑的理论，所以才有赐死之说。
除了儒家文化以外，佛教思想也是中国人奴性心理加深的重要原因，佛教业报论中，认为每一事物的出现，一定有其内在原因和相应的结果，相信三世轮回和因果循环。
这些思想被统治者加以利用后，便使老百姓对一切都逆来顺受，因为他们开始相信，一切事情皆有因果，哪怕是家破人亡，他们也相信，这辈子做个顺民，忍受一切苦难的考验，再次转世以后，他们便能改变现在的命运了。
不过，奴性的形成也是一个循循渐进的过程，当统治者发现人民的奴性能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利益时，他们便会开始想尽一切办法加民众的奴性，最好达到完全控制人民，包括思想，所以当暴力统治达到极致以后，统治者开始在思想上控制百姓，各朝各代的文字狱以及对儒术的尊崇都是很好的例子，人民的奴性越强，越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
人在社会中的所有的权利里，最主要的就是生存权，在封建社会中不用提九五之尊的皇帝，就是一个小官吏，都可以置百姓于死地，如果不显现出奴性来，可能就要遭灭顶之灾，与生命相比，人的人格、尊严只好被放到一边，蚂蚁尚且偷生，何况是人类呢。
在这种环境之下，对百姓来说最大的恩惠就是能安安稳稳地做奴隶，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是皇恩浩荡了。
本来应该有的指责没有到来，孙伟的心中却没有任何的欢愉，反而生出了深深的悲哀，有对狗仗人势门童的悲哀，也有对围观者麻木不仁的悲哀，一如鲁迅先生在《药》中的描述。
“孙探长，咱们进去吧。”美妇人想要进店，不过在转身间却看到孙伟杵在原地发愣，于是出言提醒道。
“哦，好，这就进去。”
孙伟情知这种奴性的观念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而是要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一代又一代人的教育才能够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