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一回来, 大小政务，不必再和前几月那样传去汝州，再候批复, 亦毋须与朝中这一干奸巨扯皮，因此事务之处理，竟比先前还更快些。
承天局在三四月这短短两月中开出了十六家分店。不同于奉天局, 此衙既不用招募匠人、设立工场, 又毋须考虑太多样式，只消将奉天局的衣裳样子中捡实用的几种, 再连阿欢与我所想到替絮、浴衣、雨衣、妇人可穿的长裤、短长两用的翻折裙等画出来, 到州县批一块地方，派个掌柜, 在当地雇几个伙计, 便可开门营业、预售款式，招标之事, 亦容易得很，雄州大县, 两月中轻易便能赶造出上千衣裳，因民人们花钱不及富户们随意, 造的倒比卖的还多些。
除却承天局外, 我还亲自将慈善堂整顿了一遍，原有人手全部驱逐，产业造册登记，总交予崔明德手, 由她与女人社中人规划改善，统一更名为“大周妇女互助社”，我向崔明德解释了前世的妇联与非营利组织——说是解释，其实也就是前言不搭后语地提了几句，毕竟至今我也不知道妇联与非营利组织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她进宫与婉儿商量了一阵，直接将我这几句话发展成了一个“恩同殿中省司敕办大周妇女互助社”，在宫中依旧挂婉儿之名，像个慈善社的样子，宫中人都可以去捐钱捐物，亦可寻求帮助，在宫外则由崔明德总为署理，规制皆“同殿中省司”，有些像是“同中书门下”的意思，又比那个更模糊些，里面的执事没有品级，不是“检校”某事，就是“知”某州某某社，也不专一任命，都是内部推荐某官之夫人兼任，先在洛州、雍州、并州这三个都城中设了分社，开宗明义，印了一万份书札，也不是宣传妇女解放或女权之类，而是“大周国主如来转世慈氏越古金轮圣神女皇帝陛下”的宝训，说妇人该如何如何云云，文字多是取自母亲从前修的《女德》之类的文章，只略去了极要服从男人的那部分，又添了不少男子般的“修身恪己”“忠君报国”的话，末了编了一段极粗俗的歌谣，诸如“女人生来便软弱，所以更要多自强”“今生多勤力，来生有福利”之类，比我当年编的卫生歌诀还更近市井俚语。
我永远也想不到崔明德能写出这样的句子，拿来细细一品，发现这些歌谣虽粗俗，我所说的要义，却全都已蕴含在内，且又合着韵律，无论用官话，或是用两都偏音，也无论是念是唱，都朗朗上口，不觉钦佩，也更放心地将慈善堂交在她手，专心自己府中。
冯永昌既死，所牵涉者多被我驱逐出府，相较之下，吴小浪之事其实更严重些，但我的处置却更保守——吴小浪畏罪自杀，反复查验，不见她有什么党羽，她妹妹吴小孩，与妹妹好友孙威娘又早早便向我表明了忠心，我想来想去，终是将吴小浪一家遣去外州，吴小孩一家则调去西京。
宋佛佑颇有监察不力之过，被我手书训斥之后，另擢了一个心腹执事，名义上是她的副手，实则分她之权，以备日后擢用——并非是她不好，只是她已年近六旬，渐渐不能胜任。而且她还不是唯一的一个，最初随我出宫的那批人中，有许多都已五六十岁、老迈不堪。和我同龄的那些，也已多见风霜，露出疲老之态，再小些的，有许多都已成了亲，生了子。这些生下的孩子，都是我家的奴婢，一而二，二而三，我的家奴，竟已近二千之数，三倍于出宫之时。人数增了这么多，家用却从未匮乏过，不但不曾匮乏，日子还越来越好——光看这一点，后世史书上，我的名声大概就不会太好。
我下定决心放出一部分家奴，同时在近郊设立学堂，所有放出去的家奴，依旧可在家学读书。原本打算捐给女人社一百顷土地，现下再多捐一百顷，只不过要偷偷摸摸地给，免得人家说我市恩买惠、图谋不轨。
除财务外，家中又重设规定，所有职司，除我特别指定之外，一旦空缺，可在布告栏公告，竞争上岗，择优而录，结果贴在布告栏上，公示三日，才算有效。这命令可算这时代的奇葩，炸得家里开了锅一样，好几日不得消停。
不过这也与我没太大干系，我的心思，主要还是在朝中——俗字推广眼看便有效验，母亲却临时调开了武三思，把这事交给了李暅。李暅自然不能空坐在东宫管事，三五日间，便要亲自到省中来一次，有时也召人去问话，初时只是主官们，后来熟起来，便连跑腿的舍人和协理的学士也叫过去，到六月事谐，母亲赐下褒奖，又将所有人召去东宫，起了一宴，内中还颇带了几个与俗字事无关的词臣，以及被人摘了桃子、却依旧整天笑嘻嘻的武三思。
而母亲发了这制令之后，却又有许久不曾出来理事，甚至连四五月间的硕望朝都免了。五月末，嵩山行宫新园景落成，圣驾率勋亲近贵们前往游乐，留太子在都中监国，虽只是短短的十数日，朝中的风向却已悄悄地起了变化。
七月，圣驾幸香山寺，以诗作嘉奖年轻臣子，有崔湜、崔溍、邱柒、杜宇等二十三人受褒扬，至九月间，我身边这几人都陆陆续续地受了封赏：崔湜授司礼少卿，邱柒做了监察御史，杜宇进了凤阁，崔溍授咸阳令，十月，我请母亲召回独孤绍，不许，授崔秀秋官侍郎。十一月，张柬之上疏，请复西京为都城，以洛州为东都，讽圣驾还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