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辰和丁兴华都是军人转业从政，这段时间也花了一番精力要研究旧时空里的中国历史社会经济，他们是土地公有制度的绝对支持者，不过由于两人是军人的性格，说话比较直，因此在发言中也免不了带有一些火药味。
而顾瑞鹏听了也不禁有些上火，道：“照这样的说法，那么还要法律做什么，什么事情只要是不苻合我们的利益，就直接用暴力解决算了，把反对的人都杀光，剩下的人就只会高喊万寿无疆那是最好的局面。”
眼看双方越说越呛了，夏博海赶忙搞了搞桌子，打断了他们的争论，道：“希望大家都冷静一点，执委会议的讨论是就事论事，不要针对个人，更不要弄成了意气之争。”
秦铮也道：“是啊，希望大家在发言的时候也注意自己的措词，同时对其他人的发言，也不要过多的解读，只对事，不对人。”
说完之后，张子辰、丁兴华、顾瑞鹏也都不好再发言，一时间会场有些冷场了。
这时农业部的部长曾东道：“我来说点个人意见吧，我承认在地主里肯定有一些好人，而且实事求是的说，在中国古代，地方上很多修桥补路的公共营生，都是地主乡绅出钱做的。有些地主，说是大善人也不为过。但是地主作为一个阶级，是代表着旧式土地制度，是一个禁锢流动资本、抗击工业化进程，违反历史发展；是一个占有不动产产权、收窄不动产资本流转，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阶级，因此无论是好的地主还是不好的地主，都是我们实现工业化的障碍，同时也是中国富强的阻力，从整体上讲，这个阶层是必须要消灭的。”
李松晨也发言道：“我也有几点意见，希望大家认真考虑，我们想要夺取中国的统治权，但只靠我们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们一共只有6千多人，能干多少事情，必须要依靠一个本土的社会集团，而我们能够依附的阶层有那些，统治集团？这是我们要推翻的对像；地主集团？他们是现在社会的即得利益者，也不可能根着我们革命；民族资产阶级集团和工人阶级集团，现在这两个集团现在还非常弱小，由其是民族资产阶级集团基本是买办为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我们现在唯一能够依靠争取的就是农民集团，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要想获得农民集团的支持，就只能够釆用土地公有的制度，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可以说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听了他们的发言之后，其他人也都陷入了思考，曾东是现在的农业部部长，而李松晨是前任的农业部部长，他们两人对农村事务最清楚，而且也研究过旧时空的历史政治经济，因此他们的发言有很大的说服力，就算是有人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一时也找不到合理反驳的理由。
过了一会儿，顾瑞鹏才又发言道：“我刚才是说了，我并不反对实行土地公有制，我也赞同法律确实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但起码的公平要保证，那怕只是在表面上的公平。如果釆用强硬手段来沒收地主的土地，确实很容易，也很简单，但成本是不是最低就值得商榷了，一是容易导致国家暴力泛滥化，用行政命令来代替法律，这样简单粗暴的方法后患很大，这一点在旧时空里也得到过证明；二是容易将一些开明的地主、仕绅，甚致是清廷的官员、民族资产阶级都推到我们的对立面，会让清廷抓住我们的痛脚，而且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开放、文明、先进的形像不能说是毁于一旦，但也肯定会大受影响。”
等顾瑞鹏说完之后，会场又是一片沉默。张子辰、丁兴华虽然不同意顾瑞鹏的意见，但就是一句“用行政命令来代替法律，这样简单粗暴的方法后患很大” 确实是难以反驳，因为两人都是来自现代社会，对法律意识要的理解确实要比这个时代的人深刻得多。
这时李松晨道：“我是有一个建议，虽然会加重我们的工作量，但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就是对那些作恶较多，民贫较大的地主，比如像王家寨这样的，就直接摧毀，土地家产全部没收，甚致是将为首的作罪人员处决，而对一些在地方口碑不错，对农民的剥削较轻，而且平时在乡里也做过一些善事的地主，则可以适当给予一定的赔偿，并且只没收土地，仍然让他们保留家产。”
财政部部长贾振召皱了皱眉，道：“这不就是变像的赎卖土地吗？”
李松晨摇了摇头，道：“当然不是赎卖土地，我说的补偿不一定就是货币补偿啊，也可以是其他方面，比如减免租收，减免兵役都可以，而且根据我们的了解，在这个时代口碑较好的地主只是极少数人，因此我们的花费不会太大，以我们现在的财力，是完全负担得起；而像王家寨这样的在地方作恶的地主反到为数不少，还有一些地主虽然不像王家寨那样作恶较多，民怨极大，但也干过一些坏事，只是程度高低不同而己，这就需要我们进行认真详细的侦别，根据为恶的程度不同，给予不同的处罚。因此我建议可以像我们建立的临时仲裁法庭一样，由司法部牵头，农业部协助，成立一个类似的审叛机构，来处理这些事情。”
夏博海、秦铮等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都明白李松晨的意思。说穿了还是强制没收地主的土地，只不过是找一个正当的理由，这样就可以说成是依法办事，在法律层面上就说得过去了。其实每个穿越者都知道，地主这个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