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意已定，张角的精神居然好了些。趁自己还能支撑的时候，张角抓紧时间，为张狂从本质上介绍了一番太平道以及黄巾军的由来和根本。
作为一代人杰，张角的眼光自然是深刻无比，足以看透事物的本质。特别是他在经历过天地元气反噬的伤害以后，眼界居然能再一次拔高，将原来一心发动黄巾军时，所染上的执念脱却。
有这样一位认识深刻的指导者在一旁介绍，再结合后世张狂所接受过的政治、经济等多门学科的教育，对如今的世间形势，张狂又有了更加本质的认识。
东汉与西汉，虽然都是刘氏做天子。可是两朝皇帝之间的血缘，其实并没有多少。更加根本性的区别，则是两汉在朝廷基本国策上的差异。这种国本差异，让两汉在统治中所需要面对的问题大不相同。
汉高祖开国之道，全凭自身的文韬武略，一路拼杀。期间打倒的王侯，数以十计。自降服秦三世子婴以降，高祖刘邦在一班能力过人的文臣武将辅佐下，先后诛灭各路诸侯，又击败了当时的世间最强者——“霸王”项羽，皇位可谓是全靠自身一手打下来的。
若从得国之正的角度来看，在张狂眼中，后世只有明太祖可以比拟。而得国越正，对皇帝的统治权威就越为有利。如此一来，在皇位传承中，天下人都必须共同尊奉刘氏为天子，让汉室朝廷的威严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此时，由于秦朝建立时，迁徙天下富户于咸阳的政策，将六国的大姓豪强几乎一扫而空。故而在西汉的前期，地方上并没有什么过于强大的豪强。地方官员依靠汉室朝廷的行政力量，足以轻易的将地方州郡里，某些不太驯服的豪强家族拔除。
所以，西汉，或者称为前汉，因为有着刘邦留下的“非刘氏不王”政策，最大的问题，不是压制那些异姓官僚的野心，而是解决同姓王爵对皇位的觊觎。赫赫有名的“七国之乱”，并非唯一的例子。反倒是异姓大臣的谋反，终前汉二百年里，都显得极为罕见。
顺便的，若是在地方上出现了有力的豪族，州郡长官也有义务抑制豪强的发展，并对其进行有效的打压。
但是，到了汉武帝刘彻时期，伴随着刘彻的雄心壮志，整个大汉朝廷的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推恩令”的下达，让刘姓诸侯王的力量被严重分割削弱，再也没有强大到足以挑战中央朝廷的诸侯王了。而武帝刘彻讨伐匈奴人的战争，不但耗尽了国库的所有财富，还让天下小民的生存环境极度恶化。
随着大批提供税赋的自耕农纷纷破产，大汉的国力一度严重下挫，以至于武帝刘彻最后不得不下达“轮台罪己诏”，来收拾国内的残破局面。
伴随着自耕农的纷纷破产，在乡间得以幸存的，自然是家底比较殷实的大户人家了。借助朝廷对民家的收刮，破产农户的土地纷纷被乡间的豪强大户所兼并。由此一来，在秦末汉初，被始皇帝携破灭六国之威顺带拔除，而大伤元气的地方豪强，终于借机重新崛起。
受到财政问题困扰的武帝刘彻，虽然也想要对这些地方豪强打压一番，最终却为了支撑朝廷的运转，不得不选择公开向豪强大户们出售爵位，以筹措维持朝廷运作所需要的钱财。这种由于面临朝廷破产而做出的决定，终于埋下了导致前汉灭亡、后汉光复的种子。
如此情形，维持到西汉末年。由于王莽篡位，又遇到各种天灾人祸，天下盗贼蜂起，拉开了乱世的序幕。天下豪强大族经过了百余年的发展，再次强盛起来。借着这次大乱，豪强们纷纷修建坞堡，聚拢私兵，或主动、或被动的参与到这次天下决定归属的纷争。
光武帝刘秀的崛起，便是借助有力豪强的结果。由于刘秀身边的亲信大将都为豪强出身，当他中兴大汉，建都雒阳以后，朝廷对豪强大族的态度，自然由抑制变成了放任。
光武帝是个聪明人，当然知道这样做的弊端。然而，他以“度田”1之策略一试探，发现豪强大族的势力已经再难抑制。为了新建立的东汉政权的安全，刘秀只得默认了豪强们的特权，不再试图压制。
连皇帝都奈何他们不得，如此一来，天下间的豪强大族，便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势头。以至于作为官员补充阶级的士人，几乎大半都出自各路豪强大族。
豪强大族在朝廷中的势力越来越大，则汉家天子的权柄便开始缩水。历任汉家天子当然不肯容忍这种臣强主弱的局面，自然要想方设法重新夺回权柄。
为了试图强化自己对朝廷的控制，以便于和朝中的豪强世家大族争夺权柄，历任汉朝天子都不得不扶植外戚和宦官来充当打手，为自己冲锋陷阵。
以外戚与宦官自身的实力，当然算不上有多强大。然而，天下豪强世家那么多，自然不可能都是一条心。为了压倒其他的豪强世家，让自己的子弟更多的入朝为官，分享朝堂权柄，豪强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相互倾碾。
为了自家的私利，一些势弱的豪强，便投靠到外戚与宦官一方，通过打击其余豪强，为己方的上升铺路。如此一来，那些入朝为官的士人，便分成了好几个不同的派系。有投靠外戚的，有依附宦官的，也有严守独立性的，以及坚定反对宦官、外戚的。
由于十多年前的“党锢之祸”，目前的汉室朝廷中，并没有多少反对宦官一派的官员。而由于大部分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