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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黎精神大振。陪同他一起来的几位学者也是一下子摩拳擦掌兴奋起来，就好像眼看着追了大半宿的香獐子越跑越快，如离弦之箭……却自己一头扎进了篱笆里。
容茂实严格意义上跟他们本不是一路，但今天这场合立场相同，勉强称得上“同党”。座位也是紧紧相邻。
他听邓铮的课正越听越奇，越听越惊，突然留意到农黎的异样神色，心中一动，忍不住问：“农主席，怎么，金梁他这样讲不对？”
农黎嗯了一声，只笑不语。
旁边立马有人替他解释道：“这样讲自然不错。但是想要以此来替武侠追本溯源，争取‘历史’上的支持，却是从根上就歪了。”
容茂实‘哦’了声，不解道：“从根上就歪了？”
那人摇头晃脑卖弄道：“史学界有个说法——中国之武道，起于孔子而迄于郭解。汉文、景、武三代，以直接间接之力，以明摧之，而暗锄之，以绝其将衰者于现在，而刈其欲萌者于方来。武道之销亡，夫岂徒哉？”
容茂实听的直翻白眼，麻痹能不能讲中文？！
那人留意到农黎也在皱眉，赶紧停下卖弄，细细解释：“主流历史学家早已断言，因为汉文、景、武三朝的高压打击，东汉以后的游侠一蹶不振。司马迁为《史记》著，班固追随司马迁，为《汉书》作〈游侠传〉，其中除照录朱家等人事迹外，又增加了萭章、楼护、陈遵、原涉等人的任侠行为，不过叙事观点已有所变化。此后便无以为继，历代史家不再专门为游侠立传了。自《后汉书》迄《明史》都无游侠列传，这正可看出自东汉以后游侠已经没落，不再为史家所重视。于是形成了这么一个特殊局面：讨论汉以后的侠客。不能再借助于‘历史’的支持了。也就是说，很难再言之凿凿有理有据了。”
容茂实眼睛大亮：“这么说，他想要选择从这方面入手……其实是在自曝软肋，而他自己却不自知？”
那人道：“正解。”
农黎也笑了笑，滋遛滋遛抿着茶水。
“……然则，史学界有种说法，东汉之后。史书无侠。”
这厢众人正志得意满地盘算着，待会儿怎么狠狠抓着这一点攻讦邓铮时。台上的邓铮梳理完前边历史后，突然来了这么一句。
噗。农黎抿的一口茶水差点喷到了旁边人的脸上，眼睛瞪的跟铜铃似的，脸皮子都在哆嗦，干什么你这是？！我们今天还要找茬的啊，你就不能偶尔按常理出一次牌？！
容茂实也是一脸活见鬼的表情，卧槽，这么狠？！但后面……你要怎么圆回来？
至于旁边那位卖弄帝已经完全懵逼了——不是他不明白，是一切变化太快啊！
邓铮接下来讲的。跟那位卖弄帝讲的大同小异，末了，却话锋一转，道：
“……是的，从《后汉书》起，史家不再为游侠作传，可这不等于社会上不再存在游侠。魏晋南北朝诗篇、唐代传奇。以至宋元话本，其中的侠客形象，不少带有其创作时代生活的印记。作家之所以将侠客搁在兵荒马乱、藩镇割据或者王朝更替的时代，自然不是偶然的。当然，文学不等于生活，这里掺入许多作家想像的成分。但史书不也不能直接等同于生活。不也掺入史家主观评价的因素？而很少考虑‘已经消失了的、短暂的时间与一份证实那一事件的、保存下来的材料之间的差距’。因而很容易产生一种‘史书迷信’，以为‘史书’就是‘历史’本身。”
“大胆！”
“胡说什么！”
“要尊重客历史，不要信口雌黄！”
邓铮话音未落，农黎等好几人便争先恐后地出言呵斥，仿佛他刚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语一样。
倒是在座不少专业搞历史的或若有所思，或暗自点头。
同学们一看有大争议，精神齐齐一紧。
媒体记者则是极为兴奋激动。噼噼啪啪，咔嚓咔嚓，键盘声与快门声齐飞，生怕错过任何一点细节。
邓铮不理农黎他们，自顾自道：
“……尽管司马迁‘有良史之材’，所著《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但司马迁照样有自己独立的视野以及阐释眼光。选择‘不轨于正义’并为当朝所诛死的游侠作传，不就隐含着不同于当代主潮意识型态的价值取向？明人柯维骐称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乃自伤身世有感而作：
迁遭李陵之祸，平昔交游，缄默自保，其视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者何如！其言曰：诚使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盖有激也，此与〈货殖传〉同意。
此前的秦观、晁公武，此后李慈铭、蒋智由，都有类似的说法，都强调遭李陵之难这一事件对司马迁写作〈游侠列传〉的潜在影响。
当然，也有相当不同意者，譬如班固的,就认为《史记》确是实录。”
容茂实听得心里直卧槽，特么怎么好话赖话正话反话全让你给说完了？你到底想要怎样……我们还要找茬啊！
而台上，邓铮顿了顿，又道：
“其实这两种说法并没有根本矛盾，‘实录’并非有闻必录，‘有激而作’也不是发洩私愤。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不能不包含史实与评价两大部份，只不过评价往往隐含在事件的叙述中因而不易觉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