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战斗前夕
“和李连祥一起来边防站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中央新闻纪录影片制片厂的记者温炳林，一个是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王一兵。一个边防站突然来了三名记者，也就透露出一个明显的信号：那就是铁列克提这边可能要有新的行动。我就暗暗地在想，说不定全国人民会在新闻纪录片上看到我在为祖国建功立业。
进到8月后，各种政治学习和会议突然地多了起来，从小会、班排会、党小组会，甚至还有动员大会。李连祥他们刚好有许多关于新沙皇的反华暴行和罪行的纪录片，在宣传动员方面，也不用领导多费口舌，把这些纪录片一放，就让我们对新沙皇的反华暴行和罪行看得非常地真切，非常地直观，心中充满着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无比仇恨。
我和李连祥成了关系非常亲密的好朋友，就象是一对亲兄弟。他是摄影系的大学生，见多识广，经历丰富，所以，我们一有空就来到铁丘之上，看着铁丘两边的风景，听他讲着许多新鲜和有趣的故事。
那天，我带李连祥来到靠近无名高地的一座小山上。这里离无名高地非常近，可以看到无名高地的全景。他在这里呆了很久，而且还用照像机对准无名高地来回地察看，象是在为拍摄无名高地选点。
可是，正在他举着相机在独立石前面为我照像着，一架苏军的直升飞机神不知鬼不觉地飞到了我们的头顶。飞机飞得很低，我们甚至可以看到飞行员的面孔。直升飞机在我们上空飞了一圈便离开了。但让我感觉非常地不舒服，总觉得这事象是在预示着一场不祥的灾难。
根据近来苏军的反常举动，我感到我们虽然是有所行动，但苏军也在明显地加强军事布置和军事调动。好象我们的行动和计划已让他们知晓了一样。只要我们一有什么行动，他们马上就会有所反应。
果然，第二天近中午十分，两架苏军的轰炸机飞到了我们边防站的上空，然后转了个弯，调过了头又飞回走了。这让我们边防站里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了不安：难道苏军准备对我们边防站使用轰炸机进行轰炸？
不几天，我们边防站一下子又来了十多名记者，有新华社的、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有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和北京电视台的。他们带着各种各样的摄影器材，乘着好几辆车来到我们边防站，让我们感到这里肯定会有大的行动，所以，我们战士们都感到很兴奋，觉得杀敌立功的机会就要到来了。
果然不出所料，新疆军区和塔城军分区要在我们这里实施一项大的行动：要恢复从被苏军强占的边界线上进行巡逻，把被苏军移动的界碑独立石再移到原位上。难怪李连祥一连几天要我带他去边界线进行实地考察，原来他早就知道了这次行动的秘密。
为了向全国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边防站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空前地紧张。在北疆军区的一位领导给我们做过动员之后，我们都开始写请战书和决心书，把宿舍的墙面上贴得满满的。这种景象就象是在战斗故事片中经常看到的那种大战之前的气氛。
10月9日这天，塔城军分区来了一部小车，运来了三套反坦克武器。每个排配备一套。我们排刚好就把这套武器配给了我，因为我的射击成绩比较好，而且，平时表现也比较突出。这套武器我从没见过，也没人教我，只能看着说明书照着学。排长要给我配个助手，我就提名要尹清启给我做副手。
这套反坦克武器是67式70毫米枪榴弹，于1967年设计定型，可用于摧毁一般中型坦克和各种轻型装甲目标，也可以摧毁野战工事等，被称之为破甲枪榴弹，直射距离50m，据说这种枪榴弹初速小，射程近，飞行时间长，所以没有大量地装备部队。
这种武器的操作非常复杂，而且不能出错，一旦出错，就会造成枪毁人亡。所以，我和尹清启一连三天，一有空闲就把枪榴弹拿到射击场上进行练习操作。因为复杂和危险，我们就趴在射击场的草地上，照着说明书，一个程序一个程序地细心操作，一遍接着一遍地进行演练。每次训练时，我眼前都会浮现出珍宝岛战士用火箭筒打坦克的情景，耳旁就会回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在谈论珍宝岛战斗时说的那句话，那就是‘五十米内见功夫’。也就是说200米不打，100米不打，等苏军的乌龟壳进到了50米的射程内，再狠狠地打，把它打成一堆废铜烂铁。
可是，还未等我们的巡逻计划和行动实施，就出现了一个意外。10月10日一大早，连部的一位通讯员出外到邻区办事，从独立石旁通过时，被苏军哨所里的士兵开枪打死。这已是几个月以来，苏军第三次开枪打死我边防人员。北疆军区副司令员当即赶到铁列克提边防站，对事件进行了详细地调查，并把情况上报新疆军区。
对此，第二天，我方在双方经常会晤的边防团驻地巴克图的哨所悬挂红旗。这是邀请对方长官过来会唔的约定信号。然而，红旗悬挂了一整天，苏军边防站的上校和中校都没有露面，显然他们是在有意回避与我方进行会谈。
为了对苏军枪杀我边防战士的行径进行抗议，也为了我们要在原来的巡逻路线上恢复巡逻做准备，11日和12日中午，边防站派出一个排的人在离独立石约一公里的巡逻线上开始挖战壕。我们排一直在不远的地方担任掩护。
12日这天下午，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