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咖啡厅里空调很暖，靴子踩在木质地板上哒哒响，一声一声，在我心里回荡。我看着眼前的路，忽视路过的人，勇往直前。
回到房间，我拿出保险柜里的东西细看。
那份年久失真的病例，碳素墨水留下的痕迹，写尽了回不去的曾经。
第二天一早，何文渊便打电话给我，说安排好了见面，我立即打电话给律师，带上一早起草好的离婚协议书，到酒店同我碰面。
上午十点半，我们一行人，去往看守所。
何文渊看到我身边带的人，顿时明白了有些事儿，两人礼貌地点点头，算是招呼了。车上何文渊欲言又止，大约是不知道如何开口，顾承中的命握在我手里，他拿我没办法。
路过银行时，我叫何文渊停下，去银行保险柜取出当初存下的胚胎dna检测报告和我的体检报告。
那是我送给顾承中的大礼。
回到车上，我抱着怀里的牛皮纸袋，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高楼人流，心平静得如同死海的湖面，一丝波澜都没有。这些年我在上海繁华的包裹里，在折腾和挣扎的磨炼里，没能练就一颗百毒不侵刀枪不入的心。
但我知道，这一次，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