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涛回到我的床上时候已是晚上十二点了，我闻到了他满身的酒气。也许他并没有去他妈妈那边吃饭，很可能是又去和他的战友们喝酒了。不过到底在那里喝成这个样，我没有问他。他喝多的时候我一般不和他多说话，因为说不清楚。再说他去那里我也不是很关心，他也不用我关心。
陆涛上床的时候，我隐约感觉到我的肚子有些不舒服，当我集中注意力想再体验一下，以判断是什么问题时，这种感觉又消失了。我想大概是我晚上吃饭过饱导致的，所以没在意，翻身睡去了。
我第二次醒来是凌晨两点。我感觉好像有人在拧我的肚子，痛得厉害。平时孩子在肚子里踢我或翻跟头都不是这种感觉。这种疼痛是痉挛式的，一阵一阵的。说到这里，几乎每一个成年人都知道这是产前阵痛，但当时没有做过妈妈的我完全不懂。我没有任何生孩子方面的知识，我也不懂得去书店买一本孕育方面的书学习一下，以为孩子自然会生出来的，没什么好担心的。妈妈不是在农村的家里连着生了我们兄妹六人吗？以前农村妇女生孩子从来不去医院，都是接产婆在家里帮着生。而我的妈妈和婆婆也没有给我传授什么这方面的经验，前文说过，她们很少过问我的孕情。所以我即使肚子痛成这样也不往生孩子的方面想，因为离医生说的预产期还有半个月呢。我坚定地认为是吃坏肚子了，是胃在痉挛。我在忍着，我认为睡一夜就好了，并且我告诫自己第二天不能吃太多了，不然胃受不了。但糟糕的是，疼痛越来越重了，后来疼到我不得不打扰一下陆涛了。
“我肚子疼得厉害。”我轻轻推醒了他，很不好意思地说。
陆涛听后当即就从床上坐了起来，好像一下子酒醒了。正如我所料，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给他妈妈打电话。上报了我的情况后，婆婆让我们立即往医院赶，且不要骑自行车，说自行车颠簸，会把孩子颠下来的。她让我们步行去医院！我肚子疼成这样还要步行？！
“预产期还有十五天呢，我是吃坏肚子了。”
我提醒着陆涛，希望他不要盲听他妈妈的话。可是他妈妈一说话，我的话就不起作用了。他命令我赶快穿衣服，去医院！
我刚一出家门，就又疼得蹲在了地上，缓了近一分钟才又站起来。但就这样，我们还是遵照我婆婆的意思步行往医院走去。别以为医院就在我家门外，医院和我家是南北极的关系，一个在城北，一个在城南，也就是说我要长途跋涉了。现在虽已到了一九九五年，但在太谷这个小县城里，晚上十二点以后是打不到出租车的。别说出租车，大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我和陆涛在路灯下走走停停，像两个巡夜的，又像两个图谋不轨的。每走十多米，我就要蹲在地上等候又一次阵痛的经过，待缓解些了，我就又站起来继续前行。我怪陆涛没有把他的加重自行车推出来，这样，一旦我疼的不能走了，他可以用自行车推着我。但陆涛遵照他妈妈的旨意，坚决把自行车存放在了家里。
我再强调一下，凌晨两点，空荡荡的县城，我们两个人在长征。我有些恐惧，因为若遇上什么危险，我是完全没有抵抗能力的。虽然有路灯，但灯光让我感觉更害怕，因为我认为我在明处，危险在暗处。全城的人都睡了，唯有我们在行进。我本不相信世界上有鬼，但我总感觉我们正在接近它们。现在好像是它们的时间。这里不像大城市，大街上会有通宵营业的夜店，这里的人们不习惯熬夜。整个县城静得只能听到我们俩的脚步声。
我注意着大街上每一个黑暗的角落，我总担心突然有什么东西窜出来。尽管有陆涛在我身边，但我不知道陆涛一个人如何又要保护我又要抵挡危险。还好，走了一段路，我看到了一个亮灯的房子。是一家温州人开的裁缝铺。他们还在缝纫机上工作着。勤劳的温州人，全世界都遍布着温州人的足迹，就像当年的晋商一样。但很显然，现在的山西人追不上温州人了。我一边胡思乱想着，一边数着我腹痛的次数。我想知道还要走多长时间或我还要痛多少次才能到达医院。一路上陆涛一直挽着我的胳膊，搀着我。这让我很不习惯。我们已经不习惯贴这样紧了。
我们只亲密过一年，那时我们俩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关系。而现在我们是同志关系，我们的共同目的是等待孩子的出生。我们早就是同床不同被，上街不并肩。我们俩谁对谁也不讨厌，只是互相不再喜欢了。
有一天早晨上班时，我和他恰巧同时出发，出大门后，我们俩一前一后骑着自行车，我紧蹬几步，想赶上他和他并肩同行，但他一看到我追上来，就加速，没用一分钟，他就把我甩得老远。虽然我自己骑车的水平和速度还可以，但还是追不上眼前这个上过老山前线的退伍军人。不过我知道他是为了避开和我并肩同行时无话可说的尴尬才这样做的，并且他清楚他这样做是不会惹我生气的，因为我已经习惯了。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想和他一起前行，我只是出于礼貌才这样做的。因为即使路上遇到一个熟人，也是要相随一段路的，何况是我的丈夫？打那以后，我就时刻记着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以让他感觉更自在些，毕竟我们的感情已结束，现在我们之间除了有个小生命外其它什么都不存在了。可此刻他正在搂着我。凌晨两点，在这无人的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