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开始至1937年抗战爆发，短短数年间，芥子气、路易氏气、光气、****氰化砒素、溴化****、氯化乙酮等各具特性的毒气品种便纷纷问世，与之配套的毒气武器如各型毒气筒、毒气炮弹、毒气炸弹以及安装在装甲战车或飞机上的毒剂撒布器等也相继研发成功。
由于毒气战是一项技术性强、要求较高的新式作战手段，需要大批使用和保障性人员，为此，所以日军不惜工本，于1933年在千叶县成立了陆军习志野学校，这是一所专业性的毒气战人员培训基地，系‘对日本全陆军进行化学战教育的机构‘，主要培养基层军官和军士，根据日本陆军陆军参谋总长与教育总监之间来往文件发现，该校的任务被指定为‘培养化学部队骨干力量及各部队化学战军官‘。这所陆军习志野学校毕业的学员中绝大部分受命奔赴中国战场，成为野蛮屠杀中国军民的侩子手。
就这样，在日本大本营的大力支持下，仿佛一夜之间日本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的毒气战大国，无论是技术水平、专门人才还是军队编制中的作战力量等皆居一流。
抗战爆发以后，无论是淞沪会战、太原会战还是徐州会战，日军都多次不顾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悍然对我抗敌军民使用催泪瓦斯以及呕吐性毒气‘赤剂‘等毒性更强的毒气类型。
当武汉会战爆发时，经过总结在中国战场上屡次实战得到的所谓‘经验和教训‘，日军在制定会战中的毒气使用作战方案时，显得异常狠毒和更加凶残，特别是将之前分散使用、临机使用毒气的一贯性作战方式，调整为将毒气作为一种重要的突击性手段，而强调要预有计划地、大规模集中地在重要作战方向上使用，以协助其他作战部队迅速打开局面，快速推动战局发展。
根据新的作战方针，日军更加惨无人道的毒气战针对保卫大武汉的中国军民大规模展开了。据战后统计，日军共在会战中使用32000多个毒气筒、发射毒气炮弹9000余发，发动毒气攻击高达370多次。按照日军的说法，‘百分之八十的毒气袭击都获得了成功‘。
但是这一招对于黄浩然的第25集团军却没有丝毫的作用！因为黄浩然的第25集团军是武汉政府集团军级别的部队中惟一一个全员装备防毒面具的集团军，在此前的作战中不止一支日军部队向黄浩然的部队尝试使用毒气，但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在黄浩然部施加的巨大压力之下，居然连一向稳健的重田重德大佐都犯下如此低级而又致命的错误，这让稻叶四郎中将感到更加的绝望！
经过重田重德大佐这么一提醒，稻叶四郎中将忽然发现他还有一件烦心事需要过问，那就是该如何处理第6师团携带的那些‘决胜瓦斯‘！
按照日本陆军的保密条例，毒气弹这种武器是不能被暴露的！
日本陆军不仅残暴至极，而且也虚伪至极。
一方面他们在战场上频繁而高强度的使用，另一方面他们却自知罪孽深重，一心想要欲盖弥彰，对毒气战采取了严密的封锁措施。在1938年4月由当时的日本陆军最高指挥官载仁亲王签发的一份文件中，明确要求下属，毒气弹必须注意尽量混合在烟幕中使用，严格保密使用毒气的事实，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在日本陆军内部，这种又想当****又要立牌坊的‘风格‘是有着历史传统的。
早在对华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在参与国际间反对和禁止化学毒气武器活动方面就表现得异常‘积极‘。
由于化学毒气武器对人员的伤害远远超过常规性武器，因此国际社会对此高度重视，并相继制定了一些重要的国际公约和协议，包括在1899年第一次海牙公约中，关于‘禁止使用以撒布窒息性或有毒气体为唯一目的的投射物‘的条款；在1907年第二次海牙公约中，关于‘禁止使用毒剂、撒毒兵器以及可能造成不必要痛苦的投射物或其它物质‘的规定；在1919年布鲁塞尔条约中，关于‘禁止德国制造、贩卖、使用及向其输入毒气‘的特别条款；在1922年华盛顿协约中，关于‘禁止制造和使用窒息性、中毒性气体以及类似的液体或材料‘的规定，以及在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中，关于‘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或中毒性的气体，以及一切与之类似的液体或其它物质‘的明确规定等等。
在上述国际性公约的研究和制定过程中，日本都大模大样地全程参与，不仅批准了前四个条约，而且也签署了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
不仅如此，在战前的各个有关国际场合，日本都明确表示反对化学毒气武器，与其他国家相比，态度还显得尤其鲜明！最为典型的例子发生在1932年的国际裁军会议上，日本的提议尽管在与会各国的预料之中，但其态度之明确、言词之激烈、‘决心‘之坚定仍令其他国家代表暗中吃惊。日本代表表示，要‘以最严格的手段，禁止使用一切类型的化学武器；不但要禁止使用，而且要禁止平时的训练、教育和准备。‘
可仅在1年之后日军便正式成立了专业培训毒气战人员的陆军习志野学校。实在是一种讽刺！
甚至在公开签署日内瓦议定书的1925年，日本还将根据华盛顿裁军会议协议而裁撤节省下来的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