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宾警备司令部内，黄浩然迎来两位不速之客：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和时任武汉政府军事总顾问的切列潘诺夫。
黄浩然担任接收物资办公室主任时，没少和鲍格莫洛夫磨嘴皮子。也正是由于他和这位苏联大使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第二十五集团军在苏援武器分配上占尽了便宜。
截止1938年末，武汉政府向苏联贷款采购的第一批和第二批军事物资已经全部运入中国境内，第三批也开始起运。预计全部接收完毕后，可以武装30-40个中国师。
由于最高当局采纳了黄浩然“快拿多要”的方针，加上提前修缮了位于新疆的边境公路，和历史上相比，武汉政府获得的苏援物资，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有比较大的提升。
按照黄浩然的性格，哪有守着宝山不入其中的道理？除去飞机这样不适合无法染指的装备，无论是战车、各种口径的火炮还是通讯设备，第二十五集团军都拿到了相当的数量。
轻武器方面拿的更多。手枪、弹药、手雷搬了无数，总数为9700挺的轻重机枪黄浩然部起码拿走了一半。而30000支莫幸纳甘步枪，更是一杆也没有外流，全部被收入囊中。
起初，其他将领没少向最高当局和军委会打小报告，但都没有回应。等明白过来最高当局是摆明要维护黄浩然之后，这些家伙开始拼命往黄浩然的司令部跑，希望可以通过拍马屁的方式从苏联人的援助物资中分一杯羹。
锅里的饭就那么多，别人多吃，自己就得少吃。
为了让这些苏援武器在抗日战场上充分发挥出它们的作用，黄浩然高举最高当局“优先供应有功部队”的手令继续明目张胆的“搞贪污”。加上苏联方面有心配合，这直接导致接受物资办公室在背后被人称为“第二十五集团军远东后勤部”。
相比对鲍格莫洛夫的熟悉，切列潘诺夫这个人，黄浩然几乎没和他打过交道。
为了给日本人多添些麻烦，苏联从道义、舆论、物质、军事等方面给予了武汉政府大规模的援助。
武汉会战爆发以后，苏联《真理报》《消息报》《莫斯科晚报》等刊登了大量的文章，谴责侵略，同情并讴歌中国抗战，从道义和舆论上声援武汉会战。
随着苏联军火武器达到中国，特别是1938年中德军事关系中止，留华的全体德国顾问被召回，应武汉政府邀请，一批苏联军事顾问旋即来华。1938年8月前由德拉季文任中国军事总顾问。8月苏联又派遣了加伦将军的副手切列潘诺夫赴华，接任军事总顾问。同年下半年，苏联顾问开始陆续来到中国，顾问机构随之建立。这些机构不仅门类齐全，既有陆军、空军军事顾问，也有工兵、炮兵、坦克兵等兵种顾问，而且人数众多，队伍庞大。其中武汉会战所涉及的第三、五、九战区分别由博布罗夫和博戈柳博夫、阿尔费罗夫、阿利亚布什夫任战区高级顾问。据军委会统计，截止1938年12月中旬，援华苏联军事专家人数达到3665人。
选择切列潘诺夫赴华，苏联人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与中国有过一段缘分，算是个老熟人。
黄埔军校建校时期，为了支持中国革命，苏联人将国内最优秀的军事人才热情地介绍给了黄埔。
切列潘诺夫当时苏联红军中一名骁勇善战的优秀军官，他在1923年到达北京，随后又到达广州，不久就受到了孙中山的接见。
切列潘诺夫遵照孙中山的嘱托，把从苏联国内战争中和总参谋部学院得来的经验与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黄埔师生。
虽然后来最高当局改变了孙中山的联合策略，但这与切列潘诺夫无管。在早期的黄埔学生中，他还是相当有威望的。斯大林派他来中国，看中的便是这份资源。
只可惜，事与愿违。苏联军事顾问抵达中国后，并没有受到最高当局的重用。在这位中国的抗战领袖眼中，红色苏联是危险的。从北边获得物资只是没有其他办法下想象出的权宜之计。
东西可以收下，但苏联人绝不能对中国指手画！
苏联军事顾问到达中国后主要从事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训练中国军队。由于中国军队原由武器装备差，兵员素质低，加之大批的苏联武器到达中国，因此，苏联顾问首要的工作就是对中国军队的普及性训练。比如，他们在湘潭建立了一个训练基地，从1938年3月到10月间，利用苏联援助的坦克，专门训练坦克手，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师。
二是拟定和实施重大战役的作战计划。鉴于武汉会战初期中日之间的态势，1938年7月底，德拉季文向最高当局提出在三、五、九战区实施以攻为守的计划，建议建立武器良好和得到加强火炮的突击群，以击溃进攻武汉的日军。切列潘诺夫接任后提出了一项更为积极、具体而又切实可行的防御作战计划，切中了武汉政府军队战略防御阶段的流弊。然而，这个计划没有被武汉政府军队统帅部采纳。
抗战初期，苏联军事顾问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这是因为最高当局并不希望他们真正参与重大的军事决策，而更想把他们作为技术顾问来使用。
就拿眼下激战正酣的武汉战场来说。如果切列潘诺夫这个总军事顾问真的被委以重任，那么他怎么可能在日军兵围田家镇要塞的危急时刻离开岗位跑到宜宾来？
实际上不仅是切列潘诺夫，在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