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仲回归中枢院之后，胡贺便被调离了洛阳令的岗位，令所有官员大跌眼镜的是，他既没有入阁，也没有升迁到各个中央部委任职。
晋朝官制源自三国官制和东汉官制，在汉代，尚书省实际上是权利的核心机构，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西汉初年的尚书省分为四曹，通掌图书、秘记章奏之事，其一为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其二为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国事，其三为民曹，主吏民上书事，其四为主客曹，主外国夷狄事。汉成帝时，又置三公曹，主断狱，成为五曹。
曹魏时期则有五曹，即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加上尚书令和两仆射也称“八座”。
晋武帝开始设立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曹。
东汉时期，尚书省的权力非常大，其主官尚书令实际上直接取代了宰相的职权。
到魏王曹操专权的时候，尚书省毕竟是天子的擅专之地，而且形成的历史由来已久，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废除掉的。为了架空尚书省，将权柄控制在自己手中，曹操创造性的增设了一些新的岗位叫秘书令，通俗讲就是给自己配备了一些秘书，刚开始只管一个很核心的事情，就是奏折审核和下达旨意，直接接管了最核心的权利。
文帝时期，秘书令改名叫中书令，又置监，以秘书左丞刘放为中书监，右丞孙资为中书令，并掌机密，中书监令始于此，到这个时候，秘书从几个岗位发展成了一个专门的机构，不再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草头兵，而是逐渐演变为正规军。当时中书监这个部门甚至被世人称为凤凰池，借此比喻其重要性。
于是，原来的尚书省逐渐被疏远，从一个决策机构变成了执行机构，由指手画脚的老大沦为了只负责提刀砍人的小弟。
杨柯当政之初，就不能再沿用中书令这个机构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中书令这个部门里的官职都不高，既然是秘书，总不能给个副国级以上待遇吧，而且无数历史经验证明，身边的人一旦身居高位，很容易就会变成乱政的源头，比如明代的宦官集团就是最好的例证。
杨柯当时需要从天子的手中顺利接掌权杖，需要给一些自己班底里的实权人物准备好位置，又不能让他们演变成秘书一类的近臣，埋下隐患，所以他将清代的中枢内阁制度复制了过来，提前将尚书省和中书省制度扫进了历史的故纸堆。在胡贺的任命上，唐仲苦思了好几个日夜，实在是没法替这位老兄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岗位。一是因为人口的清查和录籍实在是牵扯面太广，触动的权贵利益太大，没有对等的权利，根本不可能完成这项得罪人的工作。二是这位老兄毕竟不是杨柯的创业团队，只是刚刚投诚的新人，而且资历也不太够，品行还颇有点问题，给的权利太大，搞不好以后尾大不掉。辗转反侧许久之后，唐仲只能将这个难题交给杨柯，想听听他的高见。没想到，杨柯只是轻飘飘的说了一句话：“成立一个人口和贪腐整肃的临时小组，我任组长，老夫子你任副组长，胡贺就做执行委员，全权负责实务，抽调户部、刑部的人参加，人由他去挑，有清查和独立办案的权利。什么时候这件事办成了，什么时候就解散，参加的人到时lùn_gōng行赏，再优先任官。”
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到杨柯手上就这么迎刃而解，唐仲起先还有点犯嘀咕，但细细想来，不禁对杨柯肃然起敬。将人口清查和贪腐整肃两权并列，其实是给了胡贺一把刀，如果这些权贵敢不配合人口清查，就用贪腐这把刀砍死你，自武帝晚年开始，天下权贵和官员奢靡贪腐成风，不是查不查得到的问题，而是查不查你的问题，动起真格的来，估计这全天下能经得起纪检的官员没几个。将户部和刑部的官员派给胡贺做帮手，其实也是为了避免这位老兄完全搞恐怖清洗那一套，毕竟还是要依法办事，否则，为什么不将张昌的特务机关派上用场？另外，由杨柯亲自担任组长，其实是在向全天下官员权贵释放一个信号，代表着中央的重视程度和决心，震慑那些蠢蠢欲动的人。再加上唐仲控制全局，的确是一种最佳的人事和权利组合，等到这项工作完成，解散这个机构，恢复到正常的权责划分与办事流程上来，又对这些有功人员优先奖励和任官，其实是解决了组织结构和人员激励的问题。这一组组合拳打下来，唐仲当然有理由对杨柯更加佩服。
事实证明，这位胡贺老兄果然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和重托，工作成效显著。首先是雷厉风行，不到十天，他就将整个班子搭建成功，抽调的全是一些精兵强将，而且挨个统一思想，提前做好工作，引导得整个团队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看着他给部下大灌心灵鸡汤的慷慨激昂的神情，连唐仲都快被忽悠得热血沸腾，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青史留名，传之万代之类的口号喊破了天。
做完战前动员，将部队情绪调动起来之后，胡贺并没有盲目的搞打击一大片的大运动，而是十分聪明的拿着杨柯以及他身边的近臣开了一个软刀子，理由当然很充分，正人者首先得己身正，于是杨柯亲自带头，还出面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从皇帝开始，自杨柯以下，包括唐仲、文鸯等人，一个都没逃脱，率先实现了奴隶解放运动的零的突破，这些人名下所有的奴隶被去籍，改为合同聘用制，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