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仁的案子其实没什么可说的，一场误杀，把一个好好的汉子刺配到扬州厢军里来，命是保住了，可人这一辈子也完了。
杨怀仁更在意的，是李朝仁的故事里那些细节所反应出来的问题。
赵煦重夺皇权之后，在一众新党的怂恿之下，便迫不及待的恢复元丰时神宗新法，青苗法兴农，免役法养民，保甲法强军。
这些新法，如果单是从理论上讲，是没有什么错的。但是实际效果上来说，就差强人意了。
给穷苦人粮种，鼓励开垦荒地，穷苦的百姓有了地耕种，便有了生活来源，的确可以让一部分穷苦民众的生活好起来。
但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情况，穷县这么办的确是改善了民生，提高了税收，但富裕的地方呢？这么办就破坏了原有的土地经营模式了。
其实这么做也是有改善地方地主圈地的状况，大批的新晋地主便是从北宋开始诞生的，所以新法就破坏了这些地方豪强的利益了。
就说李朝仁的老家李家庄，虽然不能说他们是豪强，但一个地方大族，自然有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延续多年，大家也都习惯了，忽然朝廷来了政令要改变，百姓自然不适应。
可恶的是古代信息不畅通，从东京城出去二百里就可以说天高皇帝远了，地方官吏能不能执行，又是如何执行就成了个大问题。
李朝仁本来生活的好好的，偏偏因为冲动下的一拳，便把人生给毁了，他的家人怎么办？这种事皇帝不会知道，也不会管，朝堂上的那班大佬们都是神活的，更不会关心。
追究其原因来，还是变法给闹的，官府在地方上是很强势的，欺压点平头百姓，还是正常现象，北宋中后期为什么遍地山贼？就是官府给逼的。
把良民逼成了山贼了，官府便没办法了，剿匪这种事官府是办不了的，地方厢军也不用指望，每年当然也会像模像样的去剿匪的。
但这样的剿匪也是做样子，目的还不是从乡绅手里骗点银子花花？
当了山贼的良民本来也是战战兢兢，后来见厢军连花架子都算不上，也就胆子大了起来，要是有个两三个江湖人物带头的，那就更是为祸乡里。
李朝仁本来被判了死罪的，指不定没到秋后，这小子就能从大牢里跑出去当了山贼。
后来临淄县尊改判了流刑，杨怀仁也听出来是为什么了，并不是李家庄的族长多么大面子，头前去了两遭不是也没说动县尊吗？
不用猜，要么是李家族长没送够了钱银，要么是开出的条件没达到县尊的心里。
为什么后来去第三趟就说动了县尊呢？杨怀仁听到的是离家族长带了一个量粮食的斗去了县衙。
斗，不过是一个量具而已，不值几个钱，为什么县尊老爷就改了主意呢？
让杨怀仁猜得话，那就是离家族长无奈之下，冒着风险戳破了县尊老爷敛财的法子了。
青苗法要把老百姓打的粮食从官府过一遍，大斗进小斗出这种事，老百姓不是看不出来，是不敢说罢了。
当变法成了地方官员捞钱的门路，还指望新法能成功？
免役法本身也是体恤万民的好法子，别看大宋国土没有其他几个大朝代大，但人口却是历朝历代最多的，所以百姓服役本来就比任何朝代都少，而且朝廷还管饭又开工钱的。
免役法的产生，就是因为劳役充足，很多地方百姓根本没有劳役可服，所以为了国家财政，才想出来这么个法子，让百姓以钱换役。
这本来也没什么，只是免役法里变相的把百姓分成了六等民户，就整出不公平来了，老百姓自古以来都是不患富而患不均的，这么搞这不逆天行事吗？
有些东西放到后世可行，在古代就不行，普通民众的思想没有那么开化，把所有百姓当成读书人那么高尚的情操来看待，这不傻吗？何况读书人的情操也怪怪的，没法说。
保甲法就更奇怪了，北宋军事羸弱，不是缺少军人，而是军人素质不行，造成这种局面也是文人权力过大，然后文人利用权力无限挤压武人所造成的。
其实大宋的军人不但不少，而且非常冗余，那么多厢军要养着，难道文人们觉得要跟契丹人玩人海战术就能把辽国淹没了吗？
吹牛比的时候自然是说宋人一人一口吐沫就能把辽国演了，可真实情况是吹牛不用上税，所吹牛的人多，真正冲契丹人吐吐沫的人是没几个的。
何况厢军是个什么熊样子，杨怀仁是亲自见过了，这样的军人别说一两百万，就是一两千万也白搭，上了战场全是白给的。
以前杨怀仁知道宋朝的几次变法没成功，那都是从后世的历史上学来的，从庆历新政到元丰改制，到现在的绍圣绍述，不论是范仲淹、王安石还是章惇，都没有成功。
这帮人想法是好的，可惜没有多少执行力，所以喊的山响的改革全都成了空中楼阁。
现在新法才施行了两年，虽然这些弊端还不那么明显，但也不是没显山露水了。
朝堂上的那些大佬们，杨怀仁觉得凭他们的本事不应该没看出来，至于为什么不说，那原因就多了。
一方面，新法是他们的政治主张，他们当年因此被贬谪过，那时候别发配什么边地岭南的时候都在坚持着，没理由现在皇帝都支持他们，他们反而因为出现了弊端就放弃了自己的主张的。
另一方面，其实新法也不是个集体智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