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道士问道，“不通过战争，王爷如何实现征服？王爷说的用文化来融合其他民族的道理贫道是认可的。
但如果没有形成实际上的统治，人家也只是认同和喜欢我们的文化，并不会和我们成为一族。”
杨怀仁解释道，“我说的意思，是主要手段不是通过战争，但必要的战争，是肯定避免不了的。
而且战争也并不是征服的唯一手段，只是这个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情况罢了。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真的和汉唐时不同，汉唐时中原王朝面对的北方游牧是匈奴和突厥。
匈奴和突厥肯定是彪悍的游牧民族，但比起契丹来，他们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这也是我认为他们不如契丹强大的重要原因。
匈奴和突厥，更像是同一民族不同部族的联合，当大家有同样的利益和目标的时候，自然而然的联合在一起。
而在没有同一利益和目标的时候，大家各有各的生存方式和利益，分开的时候，他们之间同样有各自的矛盾，相互之间也是有战争的。
但契丹人在强大起来之后，种群的统一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于是形成了国家，然后把国家当做工具，来统治北方的其他民族。
大宋曾经显得那么虚弱，除了自身崇文抑武造成的军备不足之外，是因为统一的辽国太强大了，所以对比之下，大宋就显得弱了。
要征服他们，用同样的方式显然也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了。
要打败匈奴和突厥，显然要简单的多，只要战场上能获得一场大胜，他们内部必然会互相推诿责任，然后顾忌自身利益，必然要产生分裂。
分裂之后的匈奴和突厥，就没有多么可怕了，当中原的大军对他们的部族造成了足够大的伤害，他们自然会远遁，然后休养生息。
所以匈奴和突厥，并没有所谓的被消灭了，而是逃走了，或者逃到了很远的地方从新发展，或者被新的强大起来的草原游牧民族所吞并并融合了。
而面对契丹人的辽国，这一点就很难通过战争做到，辽国是契丹人的国家，一个庞大的民族产生了同样的利益，必然会统一维护这个利益。
何况契丹人已经获得了很多匈奴和突厥不曾有过的技术，连铁器以及铸造手艺都不缺。
所以单纯利用战争来征服他们，显然要难的多。即便大宋能在局部战场上获得巨大的胜利，也不会征服辽国。
因为更多的契丹人会聚集起来，对大宋发起反击，这种反击所能造成的破坏力，是难以估量的。
所以战争并不是最好的手段，而是辅助的手段。最好的手段是让他们自己从内部垮掉。”
老和尚和老道士琢磨着杨怀仁的话，似是若有所思。
老和尚道，“其实辽国的强大也渐渐不在了，一部分契丹人学了汉人的文化，也开始喜欢上了宋人式的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
这边形成了契丹人内部的矛盾，契丹人的贵族和富人其实已经不再过艰苦的游牧生活方式了，而且他们普遍都比保持游牧生活方式的契丹人富裕，生活条件也优越许多。
所以时间长了，还在过艰苦生活的从事游牧的契丹人，心中自然会产生很大的不平衡。
这种等级或者贫富之间的差距形成的不平衡，是非常难以调和的，这一点在大宋就可以看到。
不过在大宋有钱的商人社会地位不高，所以矛盾还没有到爆发的地步，在辽国，契丹人中的富人和商人却拥有比较高的地位，这就容易出问题了。”
杨怀仁道，“大师说的不错，这是其中一点。另一点，便是孟亚圣所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了。
契丹人已经过上了多年的安逸舒服的生活，现在让他们拿起舞起来上马打仗，他们也不乐意。
富人不愿意打仗了，穷人便会想，我凭什么要去打仗送死？我能通过战争得到的东西，难道有我的性命重要吗？
所以说战争都是基于利益的基础上的，契丹游牧每到冬季便来大宋边地打草谷，是因为他们能劫掠到的东西属于他们自己。
而战争的得利，却大多到了那些贵族和富人的手中，所以在大部分契丹军人都是穷人的情况下，他们很自然觉得付出和收获是严重不符的。
这世上的人都喜欢享受，没有人喜欢什么都得不到，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打仗。
所以如今的契丹铁骑，已经大不如前了。而我要做的，便是让他们一天不如一天。”
老道士问，“这就是王爷往辽国贩糖的原因？”
杨怀仁点头，“对！契丹人同样喜欢享受，他们也喜欢吃好吃的美食，喜欢穿轻便舒服的衣服。
这一点从辽国商人从大宋采购了什么，就能看出来。江南的丝绸卖到辽国的数量一年比一年多。
说明契丹人喜欢传丝绸，不喜欢穿厚重的毛皮了，还有我们大宋的美食，也被逐渐传到辽国。
我去辽国中京的时候，在城里看到的酒楼食肆，大都是和咱们大宋一样的酒楼，里边提供的是咱们汉人的食物。
这一点其实也非常好理解，不论是什么民族，追求美食的心是一样的，谁不喜欢吃好吃的东西呢？
也是因为这样，我才发现了契丹人的口味变化，他们传统的食物，比如牛羊肉，依然是他们主要食物。
与此同时，他们又对我们大宋的美食趋之若鹜，甚至在贵族和富人中间形成了某种风气，以追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