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更是笑得不行。
现在他们不得不承认李默“很聪明”，但这个孩子也太不要脸了，太会耍宝了。
李默又说道：“各位，我不但记性好，算数更好，不相信你们买一只甲鱼，我算给你们看。”
不能光看着我表演哉……但只要有一个人买了，其他人就会跟着买。这也是销售心理学，眼下这些老百姓是不懂了。
“好唉，”那妇人果然动了心，指着一只甲鱼说道：“就是它。”
李默嘴甜地向隔壁借来一杆称，称起篮子里所有甲鱼，然后说：“大姐，你看，总共是六斤二两。”
“不错。”
李默拿起她挑选的甲鱼，又称了起来说：“现在变成了四斤九两五钱，六斤二两减去四斤九两五钱，这只甲鱼重一斤二两五钱，一块二毛钱一斤，正好是一块五毛钱。”
“如果是一斤六两五钱呢？”
有人用树枝在地上算，好奇啊，看李默算得对不对。
还没有等他们算出来，李默一口答出来了，说：“一斤六两五钱，一块六毛五加三毛三，一块九毛八分。”
“真厉害。”许多人纷纷赞道。
有更多人就动心了，难道吃了甲鱼真的能使人聪明？关系到自己的孩子，宁可信其有，也不能信其无啊。四只甲鱼眨眼之间就被哄抢了。
李默开心地数着钞票。
其实一块二毛钱一斤，这个价格已经不低了，普通农村人是吃不起的。但问题也不大，作为巢市地区三县一市八大古镇之一，仅是镇上就有好几千人，普通农村人吃不起，那些公社干部、大队干部能吃得起吧，曹镇辐射了周边六七个公社，想一想有多少干部？
今年罢了，从明年起情况渐渐变好，一旦自己成功地将甲鱼与益智定位到一起，那么价格会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也就是自己成功地将甲鱼推销出去了。
但是李广平看着儿子手中的钱，两眼茫然。
现在是工分制度，村子大打铃，村子小生产队长叫，一大早起来出去做活，晚上回来。做一天活，男劳力一般男劳力一般记9—12分，女劳力一般记6分—10分，小孩比照大人的一半开始记分。小孩子不是非法童工吗？连饭都吃不上了，还说什么非法童工！
然后到年大队“分红”给各个生产队，各个生产队再根据各家各户的工分分配钱粮。不过落到实处更复杂，因为各家各户经济都紧张，一旦有事必须向生产队借钱借粮，就像李默生病了，家中没有多少钱，必须向生产队借钱看病。因此往往分红下来了，因为各家各户提前支取了，什么也分不到。
另外为了维持这套复杂的制度，各个生产队必须有队长、副队长、记工员、保管员、会计、出纳，往往一个生产队仅有数十人、一百来人，吃闲饭的人却不下十几个，他们不劳动，却可以拿到生产队里最高的工分。
这种情况，如何能好得起来？
因此一个工分往往只有几分钱，也就是李广平干一天活，都挣不到一毛钱。
而儿子仅是一天功夫，便挣了七块一毛二分钱，对李广平产生了多大的冲击。
“小默子，没关系吧？”
“爸，没关系。”
之所以李广平带着一家搬到李庄，是因为这里离曹镇近，政策更加松动，百姓能打一些擦边球，找点外路财，工分也比河东（河东边的圩叫河东）哪边高。
但是也不大好说，如果李默教会了父亲钓甲鱼黑鱼，父亲能利用业余时间，一年挣上四五百五六百块钱，这个收入会让人眼红了。
当然，与几个月后小岗村那群人不好相比的，土地是大集体的根本所在，他们直接是分田到户了，所以这十八个农民才以托孤的方式，按上血手印。即便李默知道政策走向，也不敢这么做，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弄不好，真能被“打靶枪毙”的。
李默想了想说：“爸，一年后说不定政策会更松，回到五十年代初那个光景。”
五十年代初李广平也还小呢，不过奶奶时常说一说那时候的故事，李广平脑海里有些印象，他说道：“日子会更好。”
“是的，国家也像人一样，偶尔走一走弯路很正常，不过国家这么大，有的是人才，早晚会带到正轨，国家也越来越好。”
“你听谁说的？”
“书上看来的，报纸上也有一些报道。”
李广平不识字啊，只好听儿子忽悠了。
“不过这些你千万不能对外人传扬啊。”
“我知道。”李广平绷着脸说。
“此外也确实要小心一点，最好天不亮就上街，不要让熟人看到。回来后明明挣了五块钱，不能说挣了五块钱，只能说挣了五毛钱。”
李默买了二两猪肝，又来到新华书店。
几年后，中国会有无限商机，不过总体政策变动大，法律不规范。
打一个比喻，就像要开一家商店，或者办一个小工厂，需要各种手续，不送礼，一辈子都未必能办好，一送礼，犯了贿赂罪！
不思进取求一个温饱，小打小敲的就可以办到了，那个没关系。
想要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又不触犯任何律法，实在太难了。于是有一些胆子大的人，开始走歪门斜道，只要敢走歪门斜道，脑子又活泛，那么富得会很快。所以二十年后那个胡润富豪榜成了杀猪榜。
也不能说不好吧，在这些人的带动下，国家经济确实变得越来越繁荣。
李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