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早上九点，张城和李云龙集合一旅和侦察部队共五千余人，作为少共师的先头部队轻装先行前往道县。
就在少共师以前所未有的行军速度全力向道县前进的时候，11月18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桂省贺县白芒营、恭城龙虎关分别与桂军交战。20日，红九军团逼近江华，21日，攻占江华县城，并派出两团兵力攻打龙虎关。
之后，红五军团、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部队都先后进入江华、永明，威胁桂省富川、贺县、恭城。白崇禧(李宗仁长驻粤省，当时桂军的实际指挥官是白崇禧)担心中央红军从富川、贺县带进入桂省腹地，又接到王建平从魔都发来的密电，说常凯申采用政学系头目杨永泰“一举除三害”的毒计，拟将红军由龙虎关两侧地区向南压迫，一举除红军、粤军、桂军“三害”，遂作出了将部署于全灌兴三角地区的夏威部主力南撤的决定。
11月21日晚，白崇禧以李宗仁的名义电告常凯申，要求将夏威部主力南撤，所留空白由湘军填补。常凯申于22日下午17时，下达了准许桂军南撤的复电，并向何键发电，要求何键派湘军南下全州接防。
白崇禧接悉复电后，没等湘军接防，即刻下令连夜将在全州、兴安、灌阳布防的夏威所部主力撤往恭城(灌阳以南百余公里)，仅在全州留有7军24师72团的两营干训队，兴安留有一个团(属43师)，灌阳留有一个团(44师130团)。
可是，湘军在接到常凯申的接防命令后，并没有即刻南下接防，而是一再拖延。11月23日，红军总参谋部截获了总指挥何键下达的作战命令。
针对何键的作战计划，军委纵队到达道县的那一天，朱老总发布了“关于野战军25日晨前西渡潇水的部署”：
第一军团：于23日“移至道州地域”，以一个师的兵力控制河水东岸，“准备突击向西追我之敌”。24日黄昏，军团主力开始“向永安关方向移动，在河东之后卫师转移到道州地域，并破坏浮桥”。
第三军团：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以一个师随先头渡过河西”。另一个师则须“准备明晨突击追我之敌”。24日晚，军团主力“应全部西渡完毕，而后卫则应破坏桥梁”。
第五军团：“准备突击明日由东向我尾追之敌”，严防敌人从侧翼包抄而来。24日黄昏迅速脱敌渡河，“并破坏浮桥”。
第八军团：军团主力“可于24日拂晓前渡过河西”。如不可能，应改于24日黄昏时“全部渡过河西”，“并限三小时渡完”。
第九军团：“袭取江华的任务不变。”
少共国际师：“担任红军总后卫的任务不变。”
部署最后要求：“23、24两夜渡河动作应迅速，绝对保证遵守时刻，严禁日间渡河。各兵团应派得力人督队收容落伍，限25日拂晓前止全部渡完，并破坏完浮桥，将一切船只集中西岸。”
从这份详细的作战命令中，中革军委已完全明晰了民党军在湘江与潇水之间准备与红军决战的意图和部署，暴露了常凯申企图消灭我中央红军的阴谋。
因此，中革军委决定尽力加快中央红军西进的速度，希望能抢在民党军完成兵力部署调动之前渡过湘江。然而，军委纵队如大搬家一般背着那些“坛坛罐罐”，部队能快得起来吗？红军部队注定要为军委纵队的“迟缓”付出血的代价。
张城率领少共师先头部队以每天超过五十公里的速度连续急行军四天，于24日上午终于抵达道县。
此时，中央军委仍然停留在道县，并未渡过潇水，张城将部队交给李云龙带领，便匆忙赶往红军总部交接任务。
返回宿营地时，张城顺道去看望一下统帅，前些天统帅提出的正确建议：“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薛、周两部尚未靠拢之际，杀一个回马枪，集中红军的主力，寻歼敌人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打破敌人的“追剿”计划，开展新的局面。”再次被苏派领导人驳回了，这让统帅的心情有些郁闷。
如果中革军委能够采纳统帅的建议，红军就很有可能由退却转入反攻，战局将会出现重大变化，有可能在湘南或湘中建立新苏区，并配合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军民打破敌人的“围剿”。就算不能建立新苏区，打一个胜仗，对于继续实行战略转移的红军也非常有利。
然而，苏派领导人的“教条主义”思想极为根深蒂固，在他们看来，退却就是退却，退却就不能“杀回马枪”，这样就把退却变成了逃跑。他们主观设想，要到湘西放下行李以后再作打算，以致失去了在湘南歼敌和转变战局的良机。
张城对此，自然是心知肚明，不过他并不打算为此而主动去改变什么。在张城看来，若没有湘江战役血的教训，中央红军仍然会置于苏派领导人的指挥之下，以统帅为首的中国工农党人必定无法走上中央核心领导层，中国工农党始终只能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地区组织而已。
张城知道，后来的湘江之战，将以红军惨败告终。8万6千红军官兵，牺牲和失踪约3万余人，被俘约6千人。殿后的红八军团不复存在。湘江东岸的红三军团六师18团和红五军团34师全军覆灭。其余各部编制在湘江之战均只剩不足半数，官多兵少。
这是苏派领导人实行逃跳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此战之所以能够保重红军主力部队渡过湘江，是因为红军指战员在作战中具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