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是一个闰年，农历是丙子年，润三月，同时也是民国25年。
这一年，国际、国内发生太多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
在反省院里的冯晨，自从得知中央红军顺利达到陕北，彻底甩掉了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心情变得特别的好。
冯晨一直在考虑着，如何才能尽快出去。
冯晨通过报纸，时刻关注着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
1月23日，中央红军陕甘支队与陕北红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开始东征。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山西的阎锡山，构筑了三道防线，实施“政治防共、民众防共”的防范红军措施。
同时，阎锡山又在沿黄河岸边各县，成立地方武装“防共保卫团”，并依托地形划分为6个防区，严厉镇压当地民众和同情抗日的革命人士，致使不少到山西走亲戚、访朋友的无辜百姓和小商小贩，残遭杀害。
短短数十天中，晋西沿河各县被杀害的民众达百余人之多。
阎锡山的倒行逆施，不仅没有吓倒素有革命传统的山西人民，反而激发了山西人民企盼红军东渡黄河的强烈愿望。
在山西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不少民众冒着生命危险，侦察敌情，传递情报，运送枪支弹药，张贴标语、传单。
山西境内，一些热血青年还偷偷渡过黄河，参加了红军。
1936年2月17日，毛伟人亲自签发东征宣言，东征红军进入临战状态。
2月20日，总部正式下达渡河命令，命令各渡河突击队：
“先头绝对隐蔽，乘夜偷渡。以坚决、敏捷的速度奇取敌堡，割断电线，控制前进阵地及侧翼掩护阵地，以保证后续部队渡河对援敌作战之有利地位。偷渡被发觉，立即改为强渡。”
晚8时整，战斗正式打响，红军从北起绥德的沟口、南到清涧县的河口百余里的渡口，同时发起攻击。
徐海东指挥的红15军团作为右路军，由75师223团的40多个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从清涧县王家河上船，顺着小河汊进入黄河，直扑对岸石楼县贺家凹敌军碉堡。
经一小时激战，从河边到山脚的碉堡全被解决，贺家凹一连守军被全歼。
接着红15军团后续部队源源渡河，直扑敌军河防司令部义牒，义牒守军望风而逃，红军追至石楼。
同时，红1军团红2师24名勇士组成的渡河突击队，从绥德县沟口登船，突击强渡，在中阳县三交镇坪上村首先登岸，把晋军的河防撕开了一道缺口，红1军团主力相继渡河，于拂晓时分，进占三交镇，乘势扩大战果，长驱东进，进占留誉。
阎锡山闻讯，大为惊恐，急调驻守汾阳、孝义的周原健独立二旅驰援中阳；电令驻守隰县的203旅增援石楼。
2月25日，当独二旅进至中阳县关上村、刘家坪时，陷入红1军团的包围圈中。
经过一夜激战，号称“满天飞”的阎锡山独二旅三千余人全部被歼。
晋军增援石楼的203旅一营，也在隰县西北的蓬门，遭到红15军团迎头痛击，敌营长以下官兵二百余人当场被俘。
关上、蓬门大捷，红军击溃了晋军在吕梁山区设置的中间阻碍地带，取得了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地位，红军两大主力在大麦郊地区会师。
随后，红军领导人也随同作战部队到达，指挥红军主力，准备东进兑九峪，穿过同蒲路，开赴河北抗日前线。
为遏止红军大举东进的势头，阎锡山急调两个纵队共8个旅的兵力，集结于汾阳、孝义、隰县地区，准备在孝义以西的兑九峪地区与红军主力决战。
同时，阎锡山又严令同蒲路沿线晋军加强防守，日夜巡逻，将东征红军围堵于同蒲路以西的吕梁山区。
……
就在红军东征，准备开赴前线抗日时，日本国内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1936年2月25日，日本东京下了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雪。
洁白的雪将会被鲜血染红！
有人冒雪向警方告密：“驻扎在东京，即将调往中国东北的陆军第一师团一些青年军官们，将要发动叛乱，刺杀内阁要员。”
日本当局十分紧张，草木皆兵。
首相官邸的门窗用钢条加固，并安装了直通警视厅的警报器。
消息不是空穴来风，这是日本国内，皇道派与统制派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日本陆军少壮派军官们，迫切要求建立军事独裁，他们主张发动政变，刺杀内阁大臣以达到这个目的，这批人被称作“皇道派”。
“统制派”，是以被暗杀了的永田铁山为核心，他们主张在军部的统治下，不使用武力，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合法途径，进行平稳缓进的国家改革。
统制派提出，内阁应加强对军队的统治。
那么日本的“统制派”和“皇道派”是如何产生的呢？
原来，由永田铁山发起，冈村宁次为首领，建川美次为顾问的日本陆军中的军人秘密团体“一夕会”，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抬出了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和林铣十郎取代宇垣派阀来充当陆军首领。
一夕会抬出的这三位将领，并不是听任一夕会控制的牵线木偶，反而在陆军里隐约形成了以荒木为首的新派系，这不是一夕会原来的宗旨。
荒木贞夫长期从事对苏俄的工作，参加过西伯利亚远征，担任过驻苏俄武官，因而特别重视苏俄，在他看来，日俄之间一战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