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内再次陷入寂静，朱由校轻轻抚摸着御座上的青铜龙头，长袍下的脚轻轻的打着节拍，也不催促。
袁应泰脑中飞转，以官兵在大沽口建新港，其背后的目的不言自明，那就是为海船提供口岸，即意味着天子有意开海禁。
那么，到底何为海禁？
海禁得从头说起，太祖建国后采取‘重本（农业）抑末（除农业意外的工商等行业）’的国策，以军屯、民屯、商屯等措施用土地将国人束缚在一隅，以图重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禁止因人口流动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虽国人吃饭问题可以解决，但食盐、衣服、农具等总需要交易，于是明朝便沿袭宋元‘三十税一’政策，开征商税。
为了体现‘重本抑末’，太祖便规定‘农家许着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着绢布’、‘商人外出，其邻里务必周知…舍客之际，辩人生理，验人引木…恐托业为名，暗有他为’等来抑制商业的发展。
因国初商品经济水平比较地下，商税所占比重不大、张士诚及方国珍余党导倭寇出没海上造成海疆不靖等原因，太祖及永乐为保国泰民安，便‘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施行海禁，以‘闭其关，听其自服而不之讨，戒启衅也’。
明代海禁以备倭为大端，太祖曾说‘朕以海道可同外邦，故尝禁其往来’，只允许官方的‘朝贡贸易’，以‘片板不许下海’严禁民间商人往来。
海禁在国初确实为国家安定作出了贡献，但事情总是变化的，在不同的时期，海禁政策便松紧不一。
主要有几个阶段：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时的松弛，到永乐后期因‘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让朝廷不堪重负而严海禁；正德年间西方殖民者的到来，以及嘉靖时‘争贡之役’（1523）让嘉靖下旨再次严海禁；隆庆开关允许海商出海贸易使得海禁松弛；万历时贸易的发展使得海禁废弛。
再远不论，福建及广东一带的海商在隆庆开关之后允许出海贸易，变得活跃起来。之前说过，商人是资本的人格化——逐利，海船一旦出海，便无法控制。如万历朝鲜战争时，‘禁通日本，然东之利倍蓰[xi](数倍)于西，海舶出海时先向西洋行，既远乃复折二入东洋’，‘高桅巨舶，络绎倭国’，备倭也就无从谈起了。
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时，巡抚南赣右副都御史谢杰就在《虔台倭纂》中指出海禁现状：“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之愈严而寇愈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人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于是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受走私影响，此时继续来朝贡贸易的只有朝鲜、琉球、暹罗（泰国）等几个小国，其余如安南（越南北部）、占城（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等国家则通过走私来满足自己对大明茶、丝绸、瓷器的需求，海禁已变成有名无实的一纸空文。
针对这种情况，朝中基本分成两派，一派为黄嘉善、熊廷弼为首的以‘辽东战事求复开海运以济之’；一派是刑部右侍郎邹元标等东林为首，以民‘不胜其楚、至有鬻子女应差’、‘海寇林辛老等啸聚万计，屯据东番之地，占候风汛，扬帆入犯，沿海数千里，无不受害’为由要求严海防、复加禁约。
袁应泰虽是东林党人，也能看出海禁如同治水，堵不如疏，将海贸合法化，由市舶司开关收税，则国库自然充盈。
他在个人名利、团体认知和国家利益之间做着权衡……
袁应泰自问自己追求的是什么？酒色权武？不，人追求的就是内心的快乐，而不是获得金钱、权力、爱情、名利的快感，快乐只是人的主观感受，来自内心的充实，而为国为民让能从中找到自我价值。
“臣恐难当此任。”袁应泰再次叩头道，“臣闻户部早已入不敷出，建港花费将在千万两以上，朝廷无力支付，更无银筹建水师，故请皇上三思。”
很显然，袁应泰觉得让能让天下百姓过上安稳日子比团体利益更能让自己觉得快乐。在原来的历史中，他收留蒙古难民及谏言皆不听可见富有同情心又好面子；任淮徐兵备参议时动用漕折银数万两赈灾、辽阳城破之后敢于自刎，可见其并不缺乏胆量；他的才能不再军事，而是民政。
“朕意已决，水师之事自有军机处择机而行，但建港势在必行。”朱由校起初听其拒绝，手紧了紧，本着‘事成于密，以泄败’原则正准备叫人将之下诏狱收监，待听完袁应泰的后半句才慢慢松开，心下一晒，看来自己是小人之心了。
袁应泰不知道，刚才的后半句让他免了牢狱之灾，见天子态度，心下一安，继续说道，“不过，臣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若皇上应允，臣定赴汤蹈火。”
朱由校坐正身子，知道他在讨价还价，还是面带喜色问道，“哦？说来听听。”
“正如臣刚才奏述，建港虽有兵丁，但财力尚未解决，兵丁膳食及饷银虽可由兵部调拨，但辽东用兵，每岁就需八百万两。即便皇上已停三大殿，内帑或有节余，但还有光庙陵寝未建，正是用钱时节。敢问皇上，建港所需石木料、生铁等物从何处开支？”
朱由校到底年轻，没想到如此深远，一道灵光闪过，却没把握住，停止脚下的节拍，对袁应泰说道，“那你说该怎么办。”
袁应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