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天阴雨绵绵，工地只能在室内作业，搞搞粉刷、做做杂事。小工的活是轻松了，可韩红星的心情却像外面的天，很沉很沉。对比两个月前坐在一个教室的同学们，经过一场考试，结果上大学的上大学，做苦力的做苦力。
自从李爱民提出去深圳闯的目标，大家为了路费憋足劲在工地上干，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韩红星生出想法：即便到了深圳又能干啥？难道自己有什么本领在这里无法施展而到了深圳就能发挥吗？电视上总宣传深圳欢迎人才，可自己算人才么？也曾跟着课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可一旦考不上大学，连推个翻斗车都推不好，能有什么本领去闯深圳？
看不到出去闯的希望，就只能坐等命运的安排。会有怎样的命运安排自己？韩红星又想起黄老师常挂嘴边的话——考不上，城里的待业去吧，乡下去种田去吧。
直到此时，韩红星才体会到这句话的真意，不由得庆幸起自已是城里人，可以享受到“待业”的待遇。
班里同学农村的住校，县城的走读，大家身份不同，作息时间不同，不经意间形成两个世界，老师也用“待业”和“回家种田”两种命运鞭策同学们努力学习。农村的同学要改变命运得跳出农门，唯一途径是考上大学，才能将户口从农村迁到城里并安排工作；县城的同学就是考不上大学也能通过招工找一份工作，所以，农村的同学为了能考上大学往往更拼，可即使这样，能考上的仍凤毛麟角。
对于韩红星这代来说，大学梦是渐行渐近的事。
上小学时，同学们都是红小兵，在学校里学工、学农、学军比学文化更重要，周围的哥哥姐姐从学校毕业后，上山下乡是最光荣的事。恢复高考后，黄海镇上人视考上大学为中状元，因为能考上的太少，没有哪家敢有自家出大学生的奢望。
读初中时，红小兵已改称为少先队员，上面也没有上山下乡政策了，高中毕业后考不上大学可以参加招工考试，成绩好的可到全民单位，成绩不好的只能到集体单位，工资待遇有差别，人们已能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
等上了高中，上面在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干部年轻化、知识化，政策辐射到黄海县，全县上下到处找年轻的、有文凭的人提拨重用，可大学生本就稀缺，能分到县城的更少，于是有中专文凭的也提拨重用。以前在单位当到一把手要到50岁左右年龄，这两年为了顺应潮流，有文凭的人越年轻提拔得越快。重视知识的改革终于触动了每个人的神经，大人们期望家庭里能出个大学生兴旺门庭；学生们期望自己能考上大学功成名就。
韩红星不是个心路高的人，对上大学本没有太大野心，只想高中毕业后找份工作。进入高中后，追求升学率的教育模式让每个同学都认为考不上大学就是失败，母亲对自己上大学也寄予了太高的期望，才让自己有了考上大学的梦想，可结果却是失望。
王义军寄信回来，告诉大家他学的是电子专业，说大学里有教授，可同时替几百人上课；大学里不再男女授受不亲，男生和女生可以在一起唱歌跳舞，还有金发碧眼的外国同学；大学里老师不再为学习的事没完没了地唠叨，让人喘不过气来；周末假日可以出去逛商场、动物园，公共汽车一直通到校门口。总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读这封信的三个人无缘大学门，体会不到外面的精彩。小工才做了不到一个月，攒路费的计划就流产，原因是李爱民已找到工作：他符合顶替政策，准备到食品公司顶替他父亲上班，手续正在做，很快去单位报到。
“这是件大好事啊，有几个单位能比吃肉不上计划的食品公司好！”韩红星和刘向阳一致认为。
“可是，说好了一起闯深圳的，现在却失言了！”李爱民高兴的同时也不好意思。
“其实我妈也早跟我念叨，说宁愿在家待业也不到工地做工，就怕出事故。”刘向阳一直不好意思说他的状况：“街道照顾我家，已答应让我到街道的菜场里做管理员，工资8角，虽少二角钱一天，但比工地安全，也轻巧。”
本来，黄海镇人哪怕一直待业下去，也没人肯当建筑工人，既危险又苦，还没面子。当初三个人只为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才到工地来做小工，现在李爱民找到工作要散伙，韩红星也看不到去深圳的希望，既然大家都失了奋斗目标，也就没必要将小工继续往下做，于是决定，等干满一个月，领到工钱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