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别人说起，老罗参加过珍宝岛战役。这个说法是不是可靠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听他提起过。而且据我所知，他被送进大学之前，是在空军地勤服役。不过也很难说，他好像也在陆军干过。不像别的老兵，老罗很少提起自己在军队中的往事，这也许是他多年从事保密工作所形成的习惯。
不过老罗对俄国人确实反感。九六年的时候，有一台按前苏联原版图纸制造的发动机出了事故，我方航空专家认为前苏联发动机的设计图纸有缺陷。那一次，老罗是赴俄谈判代表。据说，老罗对俄国专家科萨廖夫的态度相当的不友好。究竟是怎么个不友好法，我却不知道。于是第二次谈判的时候，上面就没让他去，生怕他影响了两国的友好关系。
后来我问过老罗当时的情景。“那个大鼻子，蛮不讲理。”他说。
老罗确实对他很没有好感，有一次他悄悄对我说：“他像极了我72年看守过的一个苏联俘虏。”
“也许他就是呢？”我信口说。
“那不可能，”他立刻打断我，“人家是发动机专家，玩笑开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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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亲眼见到了科萨廖夫。
那时正在厂内进行与俄方合作的会谈。李科长突然打电话过来，“老罗在哪？他办公室里怎么没人？”
“大概在资料室里吧！”我回答。
“你快把他找到，然后让他到第三会议室来。那个叫科萨廖夫的太难缠了，蓝总听说老罗是克萨廖夫的克星，叫他赶紧来。”
原来是这样。
我找到老罗，他正在翻一本已经发黄的文件。“什么事？”他问，目光始终没有离开那份文件。我把李科长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他停顿了一下，“好吧，我去。你跟我一起去。”
我们一起来到第三会议室，一进门，我就注意到坐在客人席中间的那位胖大魁梧的俄罗斯人正从这面看过来。在蓝总向这面看的同时，那俄罗斯人已经站了起来，呵！这家伙足有一米八五以上，估计至少得一百五十公斤。他向这边走来，满脸的笑容，并且已经像一只大螃蟹一样地张开了双臂。
“罗！”他叫着他的姓，后面是一句俄语，后来老罗告诉我，那句话是“我亲爱的朋友。”这人就是科萨廖夫。
在我的面前，这两个健壮的人拥抱在了一起，老罗比他矮了足足一头，居然一点也没有显得弱小。如果是我，叫他这一抱，肯定显得没有了。
紧接着，老罗用他所学的那仅有的几句俄国话跟他寒暄了几句，那旁若无人的架势就像两个二十年未曾谋面的亲兄弟一样。我相信包括蓝总在内的所有在场的公司领导都瞪大了眼睛。
后面的会我没有参加，因为看到满座的公司高级干部，我的地位好像太低。老罗也没有跟我提起会议的经过。不过老罗倒因为这次会议受了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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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越来越多地独自一人往来于国内的各个军用机场，体会着一种“四海为家”的漂泊感觉。首次深入深山老林里的那种新奇和兴奋早已为经常感受到的寂寞所代替。然而后来这种难耐的寂寞又增添了许多的牵挂，那是由于你的出现。正如一首歌所描写的：“我一个人不孤独，想一个人才孤独。”
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我一直辗转于南方几个省的机场之间。算起来，全年在家里的日子总共加起来不到四十天。经常是半夜里刚刚到家，早晨又接到出发的命令。而你似乎已经习惯了，或者不再对我抱有什么幻想。
那一年的十月份，我到了武汉。南方的天气已经不像半个月前那样炎热，甚至有了一丝凉意。我走在长江边上，吹着温柔的江风。迎面一个女孩匆匆走过，穿着长袖衬衫和牛仔裙。我转过头去看这女孩的背影，这女孩的发式和体态真的有几分像你。
北方应该已经很冷了吧。你这时应该已经换上了毛衫，不过是否依旧会穿着短裙和轻易看不出来的丝袜。在我们恋爱的三年中，几乎每年到这个时候，你都会得一场不大不小的感冒。而且在你每次快好的时候，这感冒又有百分之六十的可能性会传染给我。我总是责怪你不知道冷热，在那么冷的天还要穿露着膝盖的短裙子和单丝袜。我对你说，如果我是你，我决不会以十二瓶滴流和健康的代价去换取暂时的美丽。你却不以为然，还说，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我，这叫女为阅己者容。
接下来的事情便是陪你到医院去打滴流，看到针头刺入你那纤细的血管时你快要哭出来的样子，我的心就像被猫抓了一样的感觉。后面的一个半小时我们都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的，你依偎在我的怀里，把脚放在我的两腿之间，用那只没有打滴流的手抓住我的手放在你的裙子里，你说我的手好热，好暖和。
我希望这过程快一点结束，坐在这张冰冷的床上，将一斤冰冷的咸盐水灌进你的体内，我总是担心这会加重你的病情。而你却总是嫌滴的太快，不断地让我把它调慢。
只是到后来，我才慢慢理解了你的感觉，在信中你告诉我，在医院的病床上是你最幸福的时光。因为只有在打滴流的时候我才会陪你，而且，只要我没有出差，李科长就一定会给假。
可是现在，你却不能生病，不是因为没人去陪你打滴流，而是因为一个即将出世的小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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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快回来呀！”电话那边传来你遥远的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