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到了农历的二月二，“二月二”龙抬头，扒龙皮扯龙蛋剃龙头。人人都这样说，具体的谁见过？
要吃早饭了，姥姥下了通知：“今儿二月二戒针唻，不能动针线，怕扎了龙眼。”然后在每个人的糊糊碗里盛了两个山药蛋，接着说：“今儿不吃带皮的，把山药皮剥了再吃。这是扒龙皮。”
“姥姥，是把山药皮剥了再吃了吗？那山药咋办呀？”我故意的问道。
“山药最后吃呗。”姐姐抢着说道。
“为啥要先吃山药皮？一起吃不行吗？”我又装傻地问道。
“不可以，只能一个一个地吃。”姐姐一边剥着烫手的山药，一边吹着手指说道。
“你就逗弟弟吧，”姥姥怄了姐姐一眼，转过脸来对我说：“别听姐姐的，不吃皮，把皮放桌子上，一会儿喂小猪子。”
“奶奶以为弟弟有那么傻？他是在逗奶奶呢。”姐姐说道。
“不傻就好，记住，今天不准动针线，看扎了龙眼。”
“皮都扒了，还怕扎眼？”我对姐姐挤了挤眼，低声说道。
到了学校，男同学们都剃过了头，有剃得好看的，也有难看的。
我的头，近几年来一直都是姐姐打理，有时偶尔去一趟县城，就到理发馆去理一个刘文学那样的发型，往后就由姐姐按照那个发型，用爸爸拿来的推子，稍微修剪一下就可以了，所以我的头发看起来好像老也不长似的。
其实姐姐是个多才多艺的女孩儿，唱歌跳会了，在县里上初中的时候学会了打扬琴，可是没上初三就辍学了。后来大舅妈告诉她，不让她出风头，不让她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几年来在村里小学兢兢业业的只教一年级或二年级，班里排练个小节目啥的，总是把我叫去帮忙，其实都是她的策划。
我们的宣传队，去年看了一场地区文工团的演出，仅凭着记忆哼哼唧唧了一个冬天，大家也就算是入了门了，热情很高，在校园里总是曲不离口。
我们的副队长，初三的老大哥阮志刚给我们开了会，“刚刚参加了一个会，学校传达了上面的指示，下面我向大家简单地说一下，就是为了向‘九大’献礼我们要抓紧时间排练，哪天开幕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准备好，一旦开幕了，我们就得热烈地庆祝，拿出一台好的节目，到县里汇演，也有比赛的意思，到闭幕那天可能会有更大的庆祝，这是我猜的，大家说说咱们的智取威虎山行不行，能演几场？大家说说。”
经过同学们激烈的争论，实事求是地说，勉强能把第三场‘深山问苦’和第四场‘订计’熟练地唱和念下来，但由于还没有来得及和乐队一起配合排练过，任何人都没有把握。
“这主要就是时间问题，天天啥也别干，抓紧排练，翻来覆去的排练，练好一个算一个，没问题了再练下一个，就这样一个一个的练，时间长呢就多练几个，时间短呢，棒棒的拿出一个来也好。如果明天就演，咱一个也拿不出来。”我说道。
“对对对，战线不能拉的太长，一定要稳扎稳打。我这就去跟学校汇报，你们先背背台词。”阮队长说罢，起身走了。
常青拿着油印的剧本，从女同学那边过来，坐到我的身边说：“来咱俩对对台词。”
我翻开剧本深情地说道：“孩子，毛主席，共产党会给我们做主的，说吧。”
“八年前，风雪夜，大祸从天降......”常青认真地唱了起来。
我一边轻轻拍着大腿打着节奏，嘴里一边哼哼着过门。
经过一个月的刻苦排练，我们拿出三场戏到县里参加了汇演。
我和常青主演了“深山问苦”，大幕拉开，空荡荡的舞台上没有背景，只有地上的一个小木墩，一把斧子和旁边的一个小马扎。
没有其它亮点，观众只好把眼睛死死的钉在我们三个演员身上，当我们很努力，很小心的演完了的时候，在大幕缓缓拉上的时候，台下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接着我们演出了“订计”和“打虎上山”博得了领导和观众们经久不息的掌声。尤其是我演的杨子荣，唱的京腔，念的京韵，做的出神，打的入化。为我校争得了中学生组第二名。
第一名是县一中，人家那乐队多牛气，大提琴，中提琴，长号，那声音像专业文工团似的。再说了，人家演的还是文戏，红灯记中“痛说革命家史”和“赴宴斗鸠山”两场。
拿个第二名也不错，尤其是我，连演三场。“订计”一场，阮志刚演的杨子荣，我演的少剑波，大大的唱了两段后，马上就是“打虎上山”。
从来没有受过专业指导和专业训练，死卖力气傻演，不会运用技术技巧。尤其是“打虎上山”，别人都休息了，只剩我一个人在台上蹦，加上不知从哪儿弄来的老羊皮袄，比我姥爷的那个还沉。当桂中演的匪连长，喊了一声“把虎搭上牵着马。”的时候，我已经站不住了，桂中赶紧过来扶住我的左臂，一帮人簇拥着我走下台去，到了后台的时候，我的脸都变色了。
“别坐，别坐，桂中，你们两个扶上他溜达溜达。”带队老师说道。
遛跶了有几分钟，老师让坐了下来，常青跑过来一边拿手绢给我擦汗，一边问道：“老师，能给他喝水不能？”
“可以了，口小点儿少喝点，润润嗓子就行。”
常青把我的军用水壶拿给我，我接过水壶抿了一口，对老师说道：“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