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几个月杨麟重点不是放在这些细微末节上，现在巡抚衙门下面已经建立民政司、兵政司、警政司、经历司、财务司、礼务司、工务司、交通司、教育司等十余个职能部门，具体事务即然而然归这些司（厅）负责。
杨麟最关心的就是粮食、就是税赋，剿匪等事务。
署理巡抚之初，cd城内米价每斗约四五钱，比起太平年岁贵了六七倍，为了平息物价，杨麟从川北运输大量粮食以平抑物价。
最经济的运输方式当然通过重庆、沿着长江、岷江等江河逆流而上，但如今川南常常闹粮荒，即便有水军护卫，路上也闹出劫粮草的事情。
震惊之余，改变运输方式，船只一律在遂宁、郪县靠岸，然后通过官道、驿道运入地方，以平息物价。
与市面上买米不同，官米购买与户籍捆绑在一起，每四口十天可购平价官米一斗，每斗不过纹银一钱五分而已，比起市面上每斗5钱、6钱的便宜甚多。
大家为了购买平价官米，踊跃登记户籍，拿着户籍本到各个厢坊购买平价官米。
本来以为自己如此做法会获得大家掌声，但谁料到居然惹来米行连声抗议，商人无利不起早，大家从远处购买粮食，本来想利用饥荒大赚一笔，谁料到官府出面干预，大家内心可想而知。
大家最想想串联起来联合抵制官府干预，但这怎么可能瞒过杨麟眼睛，在做出干预粮价决策之初，就曾料到这帮商人可能横生破坏。
警政司的公安迅速出动，逮捕两名跳得最欢的粮商，声言其与外敌勾结准备扰乱市面上粮价，抄没其家财，将其仓库中粮食转为公粮平价卖出。
虽然一些人知道这几个粮商不过想囤货居奇，但大家苦粮商囤货之苦，对官府行动多颇为支持，难以搅起什么波浪。
每天看到近百辆马车拖拽粮食进入省城，本以为解决粮荒会马到成功，但令人奇怪的是市面上粮价多在每斗四钱银子，比起调控前稍稍下降一点。
这天早上召集众人商议，钱邦芑提出解决之道，那就是禁止酿酒。
这可是古代官员最喜欢采用的法子，每到粮食短缺，出现粮荒之时都全面禁止酿酒，减少社会上粮食消耗，最后达到解决粮荒的目的。
武将爱喝酒，文官爱喝茶，听到禁止酿酒武将一个个连呼受不了，就拿卜宁、姚崇烈说那样，每天练武，多次上阵杀敌，浑身上下到处都是伤，如果不喝酒根本受不了。
而钱邦芑等人则摆出历史典故，每次出现粮荒之后都厉行禁酒令，现在遭了这样大灾，巡抚衙门运送粮食的船只来往江上，三轮车马车每日充斥驿道官道，但僧多粥少，偌大cd）平原还是出现粮荒，最主要原因就是很多富户囤积粮食酿酒赚钱。
很多武将不干了，大家带兵打仗，主要通过喝酒壮胆御寒，如今禁酒，那不是要大家老命？
杨麟眼前一亮，烟酒税，好像在20世纪九十年代烟酒税就超过国税的2成，是政府主要财政来源。
相比普通农家子弟，这酒在古代勉强算得奢侈品，豪门大户每天暴饮终日，而平民百姓除了在红白喜事之外，其他的喝得不太多。
既然如此，何不推出酒赋呢？
在平行的历史时空中，法国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就推出酒税，在古代向酒征税如同现代奢侈税一般。
本来以为大家会齐声赞同，但没有料到众人纷纷摇头，惊问缘由，原来酒税自古皆有。
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变法时，曾主张“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商君书?垦令》)，以限制酒的消费，防止大臣和百姓沉湎于酒，影响治理国家和发展农业生产。可见当时秦国对酒不仅征税，而且税额极高，是酒的实际成本的10倍。
汉武帝时期，国家改变了税酒政策。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在桑弘羊主持下，决定“建酒榷以赡边”(《盐铁论?忧边》)，即实行酒专卖，以所得专卖收入供应边疆用兵军费。
从此，酒的生产和销售均由官府控制，实行官酿官卖，不准私人酿造和经营。
三国时期魏、蜀多禁止酿酒，吴国则实行酒专卖。
西晋和东晋则对酒实行征税制，有时也因灾歉实行禁酿。
隋初也实行酒专卖，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废止酒专卖，不再对酒征税。
唐初也不征酒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为筹措军费，由官府置酒肆酿卖，每斛收钱3000；禁止民间酿酒。
北宋对酒仍行“榷酤”法，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北宋在全国设榷酒务1800多个，东京每年榷酒收入40万贯以上，秦州、杭州30万贯以上，这一年全部酒课约1360余万贯，卖曲钱约100余万贯，高于同期的商税收入。
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以米曲价高为由，规定上等酒每升增20文，下等每升增18文。
明朝酒税分为酒曲税和销售税。明太祖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规定，百姓造酒自家饮用，不征税。
英宗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规定，各地酒课收贮于州县，以备其用，酒税就成为地方税了。
但朝廷虽然有规定，但实际收得非常少，比如在崇祯年间江南征酒税，官为纶栗，每酒一斤，纳钱一文，改槽坊为官店，建者依私盐律治罪。
即便如此，但各地征收上来的酒税仍然非常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大明从上到下小民思想，从上到下怠政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