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指代记忆的符号，最终让传统的价值占据了春芬意识的全部，她选择了一辈子孤独，但春节那天挂在家中墙上的毛主席像，则暗示了春芬内心的满足与宁静。
相较于意识领域的信仰，在物质领域上，春芬最终选择了妥协，当她把废弃的向阳号从废品回收站开出，行驶在灯红酒绿熙熙嚷嚷的人群之中，面对行人怪异的围观，那极大的讽刺重创了春芬的内心。
这是现代工业文明与旧生产力的一次撞击，但规律是客观的，生产力向前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人类社会也必须顺应这一趋势。
在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和岁月的打磨之后，春芬已经从当初单纯可爱的少女，变为忍辱负重的坚韧女性，在她的保守与坚持下，春芬与向阳号，似乎已经合为一体。
向阳号承载了她太多的记忆与希望、信仰与信念，在向阳号这条渐行渐远的芳香之旅上，春芬的道路走得坎坷而又崎岖。
当春芬驾驶着向阳号一次又一次穿梭在那条熟悉而又陌生的道路上时，不知不觉中，她的形象已经外化为一位男性角色。
正如影片导演章佳瑞所说“我一直是带着真诚去反映中国人所走过的道路，对于曾经发生的事，既不夸大其辞，故意揭露阴暗面，也不曲意逢迎，去粉饰太平，我不愿带着伤痕抱怨的情绪，去描述那个时代所发生的故事，更不希望西方人总是在我们的电影里，看到中国人愚昧麻木的脸孔。我试图向他们展示我们国家的普通人是如何面对时代和命运，强加给他们的悲剧，如何坦然地面对坎坷，并且如何去消化不公正的命运。从上一代人身上所体现的宽厚、真诚、责任、坚忍，这些正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没有这些，我们民族的大厦就会坍塌，而苦难之下的坚忍和坚守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
春芬的妥协，换来的是内心的宁静与信念的归属感，在她身上，体现的是千千万万中国劳动人民在经历了特殊岁月后，身上所平添的隐忍与坚韧。
春芬的改变是被动的，让人不忍，但又不得不为之起敬，也许这也正是故事本身的矛盾所在。
另外，影片反复出现老崔特殊的身份，他是一个被毛主席亲自接见过的劳动模范，老崔和向阳号把这种特殊的荣誉带到了一个小山村，他的生活因此也变得不同寻常。
和崔师傅握手，变成了淳朴山民的一种莫大荣誉，在他们看来，毛主席就是神化了的精神崇拜，而老崔似乎是一个传递者。
在单位，因为老崔的特殊身份，他的生活和工作因此成为了组织和领导最为关心的问题。政治身份的认同，饱含时代的印记。
与老崔相反的是，刘奋斗由于家庭成分不好，有海外关系，被下放到边远山区。在常人的目光中，他似乎是一个异类。
政治身份，俨然成为那个时代，界定人与人的唯一标准。
作为已经处于边缘群体的刘奋斗而言，在道义与“自保”面前，他选择了后者，这并不值得鄙视，这是那个时代，大多数出身不好的人都会作出的选择。
人在社会群体之中，在某些情境之下，为了靠近主流群体或价值的认同，有时会在盲目的放弃与选择之中逐渐迷失自我，而选择叛逆，选择逆流而上不仅需要勇气，还要有承担后果的担当。
在刘奋斗的内心，俨然缺少那份勇气，或者说在感情，亦或是道义，与理想，亦或是自我保护面前，理智的天平倾向了后者，这是刘奋斗的取舍。
政治身份的认同，带有中国特色的痕迹，而随着改革开放，各种思潮的涌入。身份及认同感的界定似乎更为多元化了，当刘奋斗重新站在春芬面前时，春芬的内心是不可能不泛起一丝涟漪的。
特殊的年代已经逝去，伴随经济的复苏和中国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的洗礼，此时的刘奋斗，再也不是那个人人避而远之的“异类”，时代的变迁，造就了身份的变革。
此时的刘奋斗，俨然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下，被大众所认同的身份象征。他的特殊政治身份，在此时却成为可以为之骄傲的资本。
刘奋斗变了，他的变化却不是自己所能主导的，饱含无奈与辛酸。
政治身份的认同，是中国特色的产物，伴随着社会的前进，特殊时代的逝去，取而代之的是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这种经验和符码给作为“一个民族”的人们在实际历史变幻莫测的分化和沉浮之下的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
要从一部电影当中，感受到这么多的东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宋铮也是在上辈子看了很多遍之后，才摸索出了一点儿东西。
不过，看看现在的张婧初，她显然乐在其中，也真正爱上了李春芬这个人物。
“你喜欢就好好好演，到时候再拿一个影后回来，国际a级的那种”
宋铮记得，张婧初的第一个国际a级影展的影后，就是凭借着芳香之旅里的李春芬这个角色拿到的。
“但愿吧”
宋铮一愣，在他看来张婧初不应该是这样的反应。
张婧初见宋铮不说话，笑道“怎么了觉得我很奇怪其实，我以前确实特别希望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