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民很快融入到他的集体里。我却在班级乃至寝室都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存在。他们（数学系）同进同出，他们（计算机系）也是同进同出。只有我踽踽独行。只有周六、周末才能约上伟民去雪莲洒店（名字有些高大，不过是个有三个单间的小酒馆）要上两个小菜，喝上一瓶50度的海拉尔纯粮白酒。晕晕乎乎之间方才找得到原来那个年少轻狂的我。
但是，伟民也有伟民的生活。难免会有一些集体活动需要他参加的。那时候的我，更加孤独，无法派遣。即使是古龙的武侠小说也无用处了。常常一个人躺在寝室里发呆。想像着高中生活的点点滴滴而潸然泪下。
于是，我开始写信。
到“林家铺子”买来信纸和墨水。趴在床上，把信纸垫在硬皮的教材上面。一笔一划地给家里的已经上班的同学写信。给在高中时就以信件方式联系的，在大同当兵的贺岭写信。还曾给玲写信，但后来不能准确地得到地址，就小心地收起来。也不再做那种无谓的幻想。像以往一样，几句甜言蜜语，或者是深刻检讨，就能换得回来能化解一切的笑容。
这种日子大概持续了一个多月有余。尤其当天气变坏的时候，又是自己在寝室里，茫然地看着窗外阴沉沉的天。或者飘着零星的小雪的时候，内心无比纠结。会想到自己的荒唐的高中生活，会想到自己浪费的青春时光，会想起很多很多。抑郁的情绪就铺天盖地地压上来，让我几乎无法呼吸。他们都上了自己理想的大学，或者已经在家里安居乐业了。我却漂泊在这座寒冷的、时常刮夹杂着沙尘的风的城市里学习。那种“还不如死了算了”的心情，无人体会，也无人倾诉。取而代之的是沉默，或者是没有内容的空洞的大笑。有时在内心深处也嘲讽他人的无知，幼稚。其实不过是掩盖内心的虚空罢了。
这种抑郁的情绪，在后来的日子里越演越烈。结婚后的几年里尚好。有了孩子，忙碌的日子里来不及抑郁。可是，孩子渐渐长大，不再需要你过多的关注，而日子越来越平淡，母亲又久病难愈，抑郁就如期而至。表现则为异常能喝酒。每喝必大醉。酒桌上口无遮拦，对国事家事，随意点评。甚至对男女之间的事情也大谈特谈。虽然自己并非阅历丰富，但总想在这方面标榜自己。再加上那段日子，几篇小说和诗歌，在省一级刊物发表，引来众多艳羡和崇拜的目光，越发不能自已，越发地癫狂。然而当几篇小说发表之后，却又莫名其妙地陷入了不能提高而被退稿的事情，又变得沮丧，自卑，失去信心。继续喝酒，语不惊人死不休。于是，凌晨醒来，看着窗外，时常幻想着手里拿着一把枪，是对着太阳穴扣动扳机呢，还是寒进嘴里，顶着上牙膛好呢？总之，血不要溅到满床都是就好。
不过，在与高中同学信件联系几次之后，那种抑郁的情绪渐渐好转。也许是因为与玲无法联系上，或者内心深处已经明确知道此事不可为之了后的认命。当自已一点点地走出来，开始观察周边的人和事物时，我发觉我比我同学中的大多数都要年长。
而他们每个人都在找属于自己的团队。秋，洁，霞、楠、红以及健辉，小东、宏远、力刚和向斌等人迅速地组建了一个紧密得风也吹不进去的小团体。他们一起来上学，一起放学回家。在我们面前说说笑笑，毫无顾忌。那种优越感不言自喻。
走读的学生里，小团队至少有三四个。大都以家近，来自同一所高中或初中，还有都是铁路家属等等理由走到一起。
而我们住宿的，则以地域划分。岭南的，岭北的，林区的（牧区不知道什么原因没人），三两个报团取暖。这些力量与健辉他们那一组相比，简直无法抗衡。
于是，很快地，健辉是班长，洁是文艺委员，秋是学习委员，以及各种课代表都有他们的份。当然，为了顾忌我们的感受，有些职位也分摊到我们头上。比如我就是体育委员，只因为我每天中晚饭后都会驰骋在篮球场上。当时有位图书馆的老师毕业不久，单身，与我们一起打球。他与我们年轻的班主任都住在学校的教师寝室，估计说了我的什么好处吧！
那一年冬天，雪来的太早了。无法进行户外活动后，我再次开的模式。我想把古龙的所有作品通览一遍。我发现自己对那些d语言以及办公自动化一点都不感兴趣。我或许可以成为一个作家，当然是写武侠小说的作家。因为当伟民推荐我看《百年孤独》那本书时，我只看了几十页就还回去了。我实在无法读进去，乱七八糟而且重复出现的人名就让我头疼不已。
至于多年后，我反复读《百年孤独》这本书并为之痴迷，真是让我无地自容。
从我们教学口向东山走，有一条隐蔽的小路。说是隐蔽，其实就是有一段是穿林而过的。过了那一小片杨树林就是上山的路。路是青石板台阶铺设的。山势走那么一段后突然变得陡峭。右手边就可以看见一个平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