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那边有个叫杨磐儿的人，四里八乡都叫他“”。
“”是我小学初中同学杨远丽的爸爸，大家有时叫他爸爸的真名儿杨磐儿。
杨磐儿生了一张窄长脸儿，一副水蛇腰，说话像个女人，拿腔捏调，走路一扭一扭如风摆柳。
杨磐儿的老婆呢？却是矮挫壮，像个男人，说话翁声翁气，（简书作者薰衣草的清香原创）无腰可扭，像根短粗的木头在路上慢吞吞地行走。
这夫妻俩在所有人看来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绝配！
那时的婚姻不知是谁乱点鸳鸯谱。
杨磐儿曾有一个远房表妹，他俩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因为近亲的缘故，双方家长都极力反对，最终有情人未成眷属。
小时的乡村，逢年过节的娱乐就是舞狮（老家话叫玩丝丝“狮狮”），玩花船（老家话叫玩蝴蝶儿）。业余舞狮队轮流到各个生产队打谷场表演节目。
记忆中那年的正月十五，一轮皎洁的明月高悬在蓝莹莹的天空，清冷的白月光撒向天地间，撒满一座座黑瓦白墙的村庄；撒满打谷场上那一堆堆小房似的稻草垛；撒满远近寂静的山冈。
吃完丰盛元宵节晚餐的孩子们、大人们，从上塆儿下塆儿，三五成群，结伴而行。他们有说有笑，走着跳着，跨过淙淙流淌的小河间的圆石，来到对面的打谷场。
打谷场的四周已站满了看节目的人群，我也随着人们来到打谷场。
在明亮的月光下，我看见一个穿着粉红戏装的背影，戴着花头饰，垂到屁股的假发辫，站在一个纸糊的彩船中间，双手扶着两边的船帮，正在做表演前的准备。
打谷场上叽叽喳喳，大人们双手拢在棉袄袖筒里，小孩儿们在大人身体的缝隙间穿梭打闹。
这时，节目开始了，我看见那花船里的古装女子扭过身体，面向人群，双手扶着船帮，有节奏地扭起了秧歌儿步（小时不懂），她那垂坠的长辫稍随着她扭动的身姿而摇摆。
我钻入人群挤进前面，终于看清了：那戏装女子原来是我同学的爸爸杨磐儿——“”。
月光下，我仔细地盯着他的脸，那窄窄的脸上搽满了一层厚厚的白粉，描着黑黑的弯弯的细眉，黑色的眼圈儿，上挑的眼角，颧骨处扑着红胭脂，还有那描画变小的红丢丢的嘴唇。
那是我儿时记忆中，第一次见到表演节目时男扮女装的角色，在我童稚的心灵中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这边表演着花船节目，那边的舞狮节目也开始了，人们又涌过去看舞狮。
我站在人群中，目不转睛地盯着狮子张开的血盆大口，这时从狮口中突然飞出一只棒槌，它不偏不倚刚好砸向我的头！我当时一阵疼痛，眼冒金星，“哎呦！”一声捂着头蹲下了。人群骚动了一下，但我的家长都没在跟前，一个小孩子不知道去找他们理论。
我忍着疼痛走回家，回到家我额头起了一个元宵样的大包。我叙说着事情的经过，四爹说：“你当时咋不拣起棒槌砸到那狮子头上！”
现在想想，那时候的小孩儿怎么那么单纯呢？
正月十五以后的十多天，“”杨磐儿和舞狮队继续到各个生产队表演节目。
2.
从街上那七拐八拐坑洼不平的石板路走到头，前面有一条大河，大河的对面儿有一条宽敞的大路，大路另一面儿是层层梯田，杨远丽的家就在那梯田上面，一条斜坡小路上，依着缓坡而建。
一个阴沉沉的秋天下午，放学后，我和同学来找杨远丽玩。
我们看见她的母亲在扫院子。走进屋里，发现她的父亲“”杨磐儿正专心致志地用竹针在打毛衣，他的动作是那样地娴熟。我惊异地看着她的爸爸，没想到他不仅会跳舞演节目，还会打毛衣，真的像个女人，怪不得人家叫他“”。他抬头用女人样的眼神看看我们，我跟他的眼神对视了一下，赶紧扭过去。
“远丽，给你同学拿南瓜子嗑。”他拖着那唱戏样的细腔调，放下毛衣，从柜上端起一盘儿南瓜子，一扭一扭地走到我们跟前儿。
“嗑瓜子儿，女子。”几个同学嘻嘻哈哈地跑出去了。
杨远丽那窈窕的身材跟他爸爸一模一样，那弯弯的眉毛也像她的爸爸，只是那两颗龅牙却像极了她的母亲。他的两个哥哥，一个像爸爸，但却比爸爸长得更结实健康，而另一个哥哥则像她的母亲：矮矮的，黑黑的，壮壮的，那不善言辞的木讷，简直是他母亲的翻版。
那天回家，我告诉母亲原来杨远丽的爸爸还会打毛衣呀。
我妈说：“你不晓得吧？他们家是她妈什么都不会，只会种田干活儿，她爸就在家里干细活，像个女人一样。”
“哦，原来这样啊。”我恍然大悟。
年复一年，乡村舞狮玩花船的节目不再盛行，杨磐儿把那花船和行头扔到墙角。时光就像他家大路对面的河水，静静地流淌。
杨磐儿渐渐衰老，那黑黄的窄脸布满沟壑纵横的绉纹。
又是一个冬日午后，他坐在廊檐下继续织那件许久没织完的毛衣，那布满老年斑的双手已不再灵巧。儿女们早已成家，我的同学也远嫁到北京。手工织的毛衣已不再流行，人们开始穿机器织的毛衣。
杨磐儿停下，歪着头，老花镜垂下来，他睡着了。
院儿里几只鸡偎在一堆儿，眯起眼打盹儿，一只鸡在角落里使劲弹着灰窝。
只眯了十几分钟，杨磐儿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