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给吗？我把药粉撒在酒里，就给他喝了。”
“你为什么要给他喝呢？”
她没有回答，只无可奈何地长叹了一口气。
“他一直不肯放我走，”她沉默了一下，说。“我被他搞得筋疲力尽。我走到走廊里，对西蒙·米哈伊洛维奇说：”但愿他能放我走。我累坏了。‘西蒙·米哈伊洛维奇说：“他把我们也弄得烦死了。我们来让他吃点安眠药，他一睡着，你就可以脱身了。’我说：”好的。‘我还以为那不是毒药。他就给了我一个小纸包。我走进房间，他躺在隔板后面，一看见我就要我给他倒白兰地。我拿起桌上一瓶上等白兰地，倒了两杯，一杯自己喝，一杯给他喝。我把药粉撒在他的杯子里，给他吃。我要是知道那是毒药，还会给他吃吗？“
“那么，那个戒指怎么会落到你手里的？”庭长问。
“戒指，那是他自己送给我的。”
“他什么时候送给你的？”
“我跟他一回到旅馆就想走，他就打我的脑袋，把梳子都打断了。我生气了，拔脚要走。他就摘下手上的戒指送给我，叫我别走，”玛丝洛娃说。
这时副检察官又站起来，仍旧装腔作势地要求庭长允许他再提几个问题。在取得许可以后，他把脑袋歪在绣花领子上，问道：“我想知道，被告在商人斯梅里科夫房间里待了多少时间。”
玛丝洛娃又露出惊惶失措的神色，目光不安地从副检察官脸上移到庭长脸上，急急地说：“我不记得待了多久。”
“那么，被告是不是记得，她从商人斯梅里科夫房间里出来后，有没有到旅馆别的什么地方去过？”
玛丝洛娃想了想。
“到隔壁一个空房间里去过，”她说。
“你到那里去干什么？”副检察官忘乎所以，竟直接向她提问题了。1
1检察官按理必须通过庭长才能提问题。不能直接审问被告。
“我去理理衣服，等马车来。”
“那么，卡尔津金有没有同被告一起待在房间里？”
“他也去了。”
“他去干什么？”
“那商人还剩下一点白兰地，我们就一块儿喝了。”
“噢，一块儿喝了。很好。”
“那么，被告有没有同西蒙说过话？说了些什么？”
玛丝洛娃忽然皱起眉头，脸涨得通红，急急地说：“说了什么？我什么也没有说。有过什么，我全讲了，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你们要拿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没有罪，就是这样。”
“我没有别的话了，”副检察官对庭长说，装腔作势地耸起肩膀，动手在他的发言提纲上迅速记下被告的供词：她同西蒙一起到过那个空房间。
法庭上沉默了一阵子。
“你没有什么别的话要说吗？”
“我都说了，”玛丝洛娃叹口气说，坐下来。
随后庭长在一张纸上记了些什么，接着听了左边的法官在他耳边低声说的话，就宣布审讯暂停十分钟，匆匆地站起来，走出法取。庭长同左边那个高个儿、大胡子、生有一双善良大眼睛的法官交谈的是这样一件事：那个法官感到胃里有点不舒服，自己要按摩一下，吃点药水。他把这事告诉了庭长，庭长就宣布审讯暂停。
陪审员、律师、证人随着法官纷纷站起来，大家高兴地感到一个重要案件已审完了一部分，开始走动。
聂赫留朵夫走进陪审员议事室，在窗前坐下来。
十二
对，她就是卡秋莎。
聂赫留朵夫同卡秋莎的关系是这样的。
聂赫留朵夫第一次见到卡秋莎，是在他念大学三年级那年的夏天。当时他住在姑妈家，准备写一篇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论文。往年，他总是同母亲和姐姐一起在莫斯科郊区他母亲的大庄园里歇夏。但那年夏天他姐姐出嫁了，母亲出国到温泉疗养去了。聂赫留朵夫要写论文，就决定到姑妈家去写。姑妈家里十分清静，没有什么玩乐使他分心，两位姑妈又十分疼爱他这个侄儿兼遗产继承人。他也很爱她们，喜欢她们淳朴的旧式生活。
那年夏天，聂赫留朵夫在姑妈家里感到身上充满活力，心情舒畅。一个青年人，第一次不按照人家的指点，亲身体会到生活的美丽和庄严，领悟到人类活动的全部意义，看到人的心灵和整个世界都可以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他对此不仅抱着希望，而且充满信心。那年聂赫留朵夫在大学里读了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斯宾塞关于土地私有制的论述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特别是由于他本身是个大地主的儿子。他的父亲并不富有，但母亲有一万俄亩光景的陪嫁。那时他第一次懂得土地私有制的残酷和荒谬，而他又十分看重道德，认为因道德而自我牺牲是最高的精神享受，因此决定放弃土地所有权，把他从父亲名下继承来的土地赠送给农民。现在他正在写一篇论文，论述这个问题。
那年他在乡下姑妈家的生活是这样过的：每天一早起身，有时才三点钟，太阳还没有出来，就到山脚下河里去洗澡，有时在晨雾弥漫中洗完澡回家，花草上还滚动着露珠。早晨他有时喝完咖啡，就坐下来写论文或者查阅资料，但多半是既不读书也不写作，又走到户外，到田野和树林里散步。午饭以前，他在花园里打个瞌睡，然后高高兴兴地吃午饭，一边吃一边说些有趣的事，逗得姑妈们呵呵大笑